83年我给领导当秘书，他被双规前，给了我一个他私生子的地址

1983年的夏天，热得邪乎，知了在机关大院的老槐树上扯着嗓子喊，树叶蔫头耷脑的，连风刮过来都带着一股子烤人的热气。我那年二十出头，刚从部队退伍，托了点关系，进了县里的财政局，给局长老周当秘书。

老周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个头不高，背有点驼，脸上总是挂着笑，见谁都客客气气的。那时候的秘书不像现在，说白了就是领导的跟班加打杂的，端茶倒水、抄抄写写、跑腿送信，啥活儿都得干。老周待我不错，从没摆过领导架子，有时候加班晚了，还会从家里带点他妈烙的饼子给我，饼子是玉米面的，贴了锅巴，香得很。

机关里的人嘴杂，总有人偷偷嚼舌根，说老周这人看着老实，背后不干净。我那时候年轻，脑子简单，觉得那些都是别人嫉妒瞎编排的。老周每天按时上下班，除了必要的应酬，从不多待，下班就往家走，他老婆是中学的老师，温温柔柔的，两口子看着和和美美的。

我跟着老周，学了不少东西。他教我怎么写材料，怎么跟人打交道，甚至连怎么给上级打电话措辞，都一点点教我。那时候我打心眼儿里佩服他，觉得他是个有本事、有担当的好领导。

变故发生在那年的深秋。风一下子就凉了，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先是县里的纪检委来人，找老周谈了一次话，回来后，老周的烟抽得更凶了，眉头也没舒展过。他不再跟我闲聊，有时候坐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一下午，手里捏着笔，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我心里犯嘀咕，却不敢多问。那时候的气氛很压抑，机关里的人见了我，眼神都怪怪的，有的人甚至会刻意绕着我走。我知道，他们是怕沾染上老周的事。

没过多久，风声就传得更紧了，说老周在负责县里的公路工程时，收了人家的好处费，数目还不小。我打死都不信，老周不是那样的人。直到有一天，几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了财政局的门口，下来几个穿着制服的人，直接走进了老周的办公室。

我当时正在隔壁的文印室复印文件，听见办公室里传来争执的声音，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跑过去。就看见老周被两个人架着胳膊，他的脸涨得通红，头发乱了，嘴里还在喊着什么。他的目光扫过来，看见了我，那眼神里有慌乱，有无奈，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恳求。

我站在原地，腿肚子直打哆嗦，手里的文件散落了一地，却不知道该捡还是该逃。

老周被带走了，说是“双规”，这个词在当时听着就跟晴天霹雳似的。他的办公桌被贴上了封条，他的杯子、钢笔，甚至是他常穿的那件灰色中山装，都被一并收走了。我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门口，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掏走了什么东西。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老周给我带的玉米面饼子，想起他教我写材料时的耐心，想起他偶尔看着窗外叹气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

大概过了三天，纪检委的人突然通知我，说老周想见我一面。我跟着他们去了一个招待所，老周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头发白了不少，眼神浑浊，看着老了十岁都不止。看见我，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眼圈就红了。

屋里有两个看守的人，站在旁边，面无表情。老周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看了看那两个人，把话咽了回去。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纸条，攥在手里，手心都攥出了汗。

他假装咳嗽，弯下腰，趁那两个人不注意，飞快地把纸条塞到了我的手里，又用手在我手背上拍了拍，力道很重。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声音压得极低，几乎听不见：“帮我个忙……这上面的地址，有个孩子……照顾他……别让人知道……”

我攥着那张纸条，纸条被老周的汗浸湿了，硌得我手心发烫。我看着老周，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哀求，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卑微到尘埃里的眼神。我点了点头，眼泪差点掉下来。

看守的人催着我走，我一步三回头，看见老周站在窗户边，望着我，像一尊雕塑。

出了招待所，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张纸条。上面的字歪歪扭扭的，是老周的笔迹，写着一个地址：城郊，王家村，王桂花家，还有一个名字，叫“小远”。

我心里咯噔一下，王家村我知道，是个偏僻的村子。王桂花……我从没听老周提起过这个名字。小远……难道就是他们嘴里说的，老周的私生子？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吓了一跳。我想起机关里那些风言风语，原来都是真的？可老周为什么要把这个孩子托付给我？

我纠结了好几天。一边是组织纪律，一边是老周的托付。那时候的我，年轻，胆小，怕惹祸上身。我甚至想过，把这张纸条扔了，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一闭上眼，就看见老周在招待所里那双哀求的眼睛。

我还是去了。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骑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王家村。村子很穷，房子都是土坯房，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我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了王桂花的家。

门是虚掩着的，我敲了敲门，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女人开了门，她大概三十多岁，脸色蜡黄，看着很憔悴。她问我找谁，我说，找小远。

女人的眼神一下子就变了，她把我拉进屋里，屋里很黑，光线很暗。一个小男孩躲在门后，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瘦瘦小小的，大眼睛，很像老周。

女人告诉我，她叫王桂花，小远是她和老周的孩子。老周年轻的时候，在王家村插队，跟她好上了。后来老周回城，娶了局长的女儿，也就是现在的老婆。他没忘了她，偶尔会偷偷来看他们，给他们送点钱和粮食。

王桂花说，老周是个好人，他不是故意要辜负她的。他有他的难处，他的老婆身体不好，家里的事全靠他撑着。他不敢让家里人知道小远的存在，怕影响不好，怕丢了工作。

我看着那个叫小远的孩子，他怯生生地看着我，手里攥着一个破旧的布娃娃。我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酸酸的。

我没说老周的事，怕吓着他们娘俩。我只是说，我是老周的朋友，他出差了，让我来看看他们。我把身上带的钱和粮票都给了王桂花，她死活不要，我硬塞给了她。

从那以后，我经常偷偷去王家村。有时候带点吃的，有时候带点孩子穿的旧衣服。小远慢慢跟我熟了，会喊我“叔叔”，会拉着我的手，让我给他讲城里的故事。

老周的案子判了，十年。我去监狱看他，告诉他，小远很好，王桂花也很好。老周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掉眼泪。他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这娘俩。

日子一天天过，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还是会去看小远，看着他一点点长大，上小学，上中学。他很懂事，学习成绩很好。王桂花的身体好了些，在村里的小学当了代课老师。

小远上大学的那一年，我带他去监狱看老周。父子俩见面，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老周看着小远，瘦高的个子，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嘴里念叨着：“好，好，真好。”

后来，老周刑满释放了。他没回城里，直接去了王家村，跟王桂花和小远一起生活。他在村里的果园里帮忙，种果树，养鸡鸭，活得像个普通的老农。

去年夏天，我回了趟老家，特意去王家村看他们。老周和王桂花都老了，头发花白，却很精神。小远已经成家立业，在城里的一家公司上班，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看他们。

院子里的石榴树长得枝繁叶茂，结满了红彤彤的石榴。老周给我摘了一个，掰开，籽儿又大又甜。我们坐在院子里，喝着茶，聊着天，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

老周看着我，说了句：“当年，谢谢你。”

我笑了笑，没说话。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候会想起1983年的那个秋天，想起老周塞给我纸条的那个下午。那张皱巴巴的纸条，我早就弄丢了，可上面的地址，还有那个叫小远的孩子，却一直刻在我的心里。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一些事，一些人，让你不得不做出选择。有些选择，无关对错，只关良心。老周做错了事，付出了代价，可他心里，终究还是藏着一份柔软的牵挂。而我，只是做了一件我觉得该做的事。

风吹过院子，石榴树叶沙沙作响，像在说着什么，又像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