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发” 未来城市？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我们习惯将城市看作不断在得到优化的事物，也就是说，是不断改进的累计结果。至少在我们的文化领域，城市如今所取得的品质和成就得益于新标准的引入，例如，环境保护、残疾人权益、能源利用效率、噪音防护和气候适应等。所有这些标准都需要有经过实证检验的专业知识和一套强有力的体制进行管理和控制。我们大多数时候所依循的计划，都只是在孤立地处理和优化城市整体之中的某一单个方面。

　　但是，日益严苛和复杂的专家规划体制，其运作机制和设定目标越来越朝着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另外，我们也基本不可能将各个子系统统合成一个整体。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专家规划存在的局限性。尤其是当下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开发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项目的重视程度很高。可以说，我们目前正在经历城市规划中各类项目的通货膨胀。比如，国际建筑展览会、欧洲文化之都、绿色首都奖、联邦花园展、 联邦州花园展、区域项目展等。

　　所有这些项目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引起了人们对给定空间中变化过程的关注，这种变化过程是由示例项目引起的。我们将关注重点集中于规划方案和项目实施之间的交互作用， 还有是否应该或者应该如何重新调整二者关系等问题。

　　毫无疑问，城市化的基本条件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中断”是一个描述这种趋势的相应概念，用于说明许多充满了危机的变化，这些变化颠覆了多年来不断经过实践检验的行动模式。对此进行针对性的反思不再只是智囊团和管理咨询公司的任务。因为这些根本性挑战不仅影响了单个的公司或行业，还以其复杂多变和难以预测的后果给城市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个人的行动自主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尤其会在城市舞台上得到重新调整，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方面，各地在当下都需要一项综合的城市发展方案，但如今是否还有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全面计划，可以立即解决所有的问题呢？在我们的共同体之中，是否还有政治机构能够把控大型的目标模型呢？另一方面，人们总是抱有一种固有印象，觉得专注于某个单项计划就能得到一种专门的解决方案。城市政界依照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投身于发展所谓的创意经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沟通思路的改变，反映在人们对具体职位不断增长的需求、对简单答案的追求以及对简洁方案的渴望上。这种发展可能带来的危险在于其对城市发展任务和重点的日益忽视，特别是由于专家团队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变得愈加复杂，这种忽视的倾向很难被克服。

　　所有参与城市生活的人都很清楚，城市的可规划性是有限度的，这可不是一个假设。因此，试着用不同的目光了解情况是十分有趣的。如果依照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拉尼的看法，我们可以把可规划性的问题看作是不同的人在拼凑一大块拼图。人们很难简单地一眼就看出哪一片拼图属于哪一部分；如果没人清楚最后拼凑出的拼图会是什么样子，那就算游戏指导者通过具体指示来协调各个玩家的行动也毫无意义。仅仅依靠一般的团体合作规则是不会取得太大成就的。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每个玩家都可以尽可能不受干扰地按照自己对整体的看法各自拼凑自己的版本，而是在于为所有人提供一个一致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最明智的做法是让每个玩家自由地尝试各自的部分。与此同时，每个玩家都必须时刻留意其他人的面前有哪些部分，他们在拼接时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因为每个人拼凑自己的整体图案时所需要的部分，可能会出现在其他人的手中，而自己手中那些无法匹配的部分，可能正是其他人所需要的。

　　如果在都市生活领域重新回顾这些思想的话， 我们可能不得不说，这些思想既没有给出明确安排和指示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没有表示出一种完全放任自流的态度。坚定具体的指导原则无济于事，而单纯的浑水摸鱼或者渐进式的蒙混过关也解决不了问题。除了进一步的再城市化，别无选择。但是，如果没有矛盾的发展，任何构想和计划都不可能实现。

　　实际上，城市并不是人“建造” 起来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地发展成形的。抽象地看，城市像是一个合作式的集体所有制公司，其目标是（期望有）系统的收益和共同利益的提升。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利润会以何种形式出现， 我们在当下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尚不完全清楚。如果这一过程具有开放性结果，从单个项目到下一个单个项目，其内容会不断得到更新进化，那进一步成功实现都市生活的可能性是否会变得更大呢？如果再设定一系列中间目标，通过反思和反馈以优化下一步工作，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吗？还是说，单个项目的效果和可行性首先取决于这个项目与总体发展过程的整合程度？短期的或临时的计划又起着什么作用呢？恰恰因为这一问题如此重要而又如此微妙，对城市发展动态和风险的应对之策既不在于有意识地保持开放的过程，也不应仅仅在于对恰当规划目标的进一步区分。二者与其说是两个互相对立的替代方案，不如说是各种行动选项形成的一个连续体。因此，答案应该处在二者中间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