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执行的“老赖”就一定构成犯罪吗？

在民事执行领域，“执行难”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司法实践，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作为破解执行困局的最后法律武器，其适用呈现日益扩张的趋势。该罪名的设立初衷在于维护司法权威、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但在具体适用中，因执行程序的复杂性、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动态变化以及“拒不执行”主观故意的证明难度等因素，常使罪与非罪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为刑事辩护提供了独特而富有挑战性的空间。辩护律师在此类案件中，不仅需要在事实与证据层面展开攻防，更需深刻理解民事执行程序与刑事追诉程序的交织关系，在保障生效裁判权威与防止刑罚权滥用之间寻求精妙的平衡。

一、行为主体的特定性与履行能力的实质性审查

拒执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辩护的首要切入点往往在于对行为人是否确属法定义务主体、其是否具备实际履行能力的审查。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内容，是判断是否构成此罪的逻辑起点。若判决、裁定本身存在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甚至程序违法等问题，虽经再审或审判监督程序改判前仍具执行力，但其确定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已然动摇，此可作为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情节。更为关键的是对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实质性审查。刑法惩罚的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行为，故“无能力履行”构成绝对的出罪事由。然而，司法实践中对“有能力”的认定有时趋于形式化，例如仅依据被执行人名下曾有财产或存在收入来源即行推定。辩护律师需着力构建证据体系，证明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执行程序启动时乃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被执行人因客观情势变化（如经营失败、突发疾病、重大灾害、市场风险等）已丧失或显著降低了履行能力。对于企业被执行人，需深入剖析其资产负债状况、现金流情况、资产实际可控性，区分“资不抵债”与“恶意转移资产”，证明其陷入的是真正的履行不能而非主观上的拒不履行。

二、客观行为“拒不执行”的多元表现与辩驳空间

“拒不执行”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一系列作为或不作为，但并非所有未履行行为均构成此罪。司法解释虽列举了多种情形，但每一条款的适用都需结合具体案情进行限缩解释。例如，对于“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的指控，需严格审查行为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否在诉讼或执行程序开始后）、财产的属性（是否属于可供执行的责任财产）、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否为规避执行）。若转移财产系为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支付必要债务或进行正常的商业交易，则难以认定为“拒不执行”。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的情形，需区分一般性的情绪宣泄、言语冲突与足以阻碍执行工作开展的暴力、威胁行为，并审查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与严重程度。对于“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的行为，需查明财物、票证的实际所在地与可控状态，若确已灭失或非因被执行人原因而无法交付，则不能归责于被执行人。辩护的核心在于，将被执行人因客观困难导致的迟延履行、部分履行、履行方式瑕疵等情形，与恶意、公然对抗司法权威的“拒不执行”行为进行切割。

三、主观故意“拒不执行”的证明困境与辩方反证

本罪是典型的目的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拒不执行”的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负有执行义务且有履行能力，而故意拒不履行，其目的通常在于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控方证明此主观故意往往依赖客观行为进行推定，但这一定并非牢不可破。辩护律师可以从多个角度瓦解这种推定。其一，证明被执行人存在认识错误。例如，对判决、裁定内容理解有偏差，误以为履行期限未至或履行条件未成就；或者对法院发出的执行通知、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因故未能有效收悉，因而缺乏“明知”的前提。其二，证明被执行人有积极的履行意愿和行动。例如，主动与申请执行人协商和解、制定切实可行的分期履行计划、提供有效担保、积极寻找履行方法，即使最终未能完全履行，也反映了其缺乏对抗司法的故意。其三，揭示未履行的客观原因。如财产被第三方合法占有、涉及其他复杂法律关系暂无法处置、等待其他债权债务一并解决等，这些均可用于说明未履行系“不能”而非“不为”。其四，对于因对判决不服而拒不履行的，需结合其申诉、上诉等维权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评价，单纯的维权行为本身不应等同于拒不执行的犯罪故意。

四、执行程序合法性与前置要件的严格审视

拒执罪的成立，在程序上通常要求以“经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仍不执行”为前提。因此，执行程序的合法性、规范性直接影响刑事追诉的正当性。辩护需对执行全过程进行细致审查。首先，审查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是否已经生效，执行依据是否明确、具体、具有可执行性。其次，审查法院是否依法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送达程序是否合法有效，是否给予了被执行人合理的履行期限。实践中，因送达瑕疵导致被执行人不知晓执行义务的情况时有发生。再次，审查法院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拍卖等强制执行措施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超标的执行，是否错误执行了案外人财产或被执行人生活必需财物。若执行行为本身存在重大违法或瑕疵，被执行人基于合理理由提出异议甚至进行抵抗，虽方式可能不当，但难以认定其具备本罪要求的“拒不执行”的犯罪故意。最后，需关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是否存在滥用权利、设置履行障碍等情形，以及法院是否对被执行人提出的执行异议、复议给予了依法审查和回应。

五、量刑情节的挖掘与罪轻辩护路径

即使行为被认定为构成拒执罪，量刑辩护仍有广阔空间。首先，需准确评估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是部分拒不执行还是全部拒不执行？是暂时隐匿财产还是彻底处分？是消极不配合还是采取暴力抗拒？行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妨害程度、对申请执行人权益造成的实际损害大小，是衡量情节轻重的重要标准。其次，积极争取从宽处罚情节。若在提起公诉前，被执行人履行了全部或主要义务，可争取不作为犯罪处理或获得大幅度从宽处罚。在一审宣告判决前履行的，同样是重要的从宽量刑情节。此外，被执行人认罪、悔罪态度，主动投案自首，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线索构成立功，以及系初犯、偶犯等，均应作为量刑辩护的重点。再者，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被执行人本身亦是相关纠纷的受害者、或其拒不执行行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案件，辩护应着重强调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主观恶性不深，争取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对于单位犯罪，应严格区分单位意志与个人意志，准确界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范围。

六、结语：在维护司法权威与保障被执行人基本权利间实现公正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辩护，是一项在民事执行与刑事犯罪交叉地带进行的精细法律工作。它要求辩护律师不仅熟谙刑法理论，还需精通民事诉讼法、强制执行法及相关实体法，并具备分析复杂财产关系、评估履行能力的实务能力。成功的辩护，不是为“老赖”开脱，而是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证据审查，将那些因客观履行不能、存在合理认识错误或遭遇不当执行行为的被执行人，从刑事犯罪的打击范围内剥离出来，确保刑罚精准地适用于那些真正蔑视司法权威、恶意逃避执行义务的行为人。这既是对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保障，防止“执行不能”简单转化为“拒不执行”，也是对司法权威更深层次的维护——唯有公正、审慎地适用刑罚，才能彰显法治的严肃与理性，才能真正促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和“执行难”问题的根本解决。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辩护律师在这一领域的专业实践，对于促进执行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