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吴王城考古实锤：诸葛瑾不仅是武将，更是三国基建狂魔

鄂州（古称武昌），长江中游的千年古城，因孙吴定都而跻身三国核心舞台。诸葛瑾这位东吴重臣，以大将军之尊驻守此地，不仅在军事上运筹帷幄，更在经济、教化等领域留下深远影响。其后代接续先辈遗志，在鄂州的土地上深耕不辍，形成了“一代奠基、数世传承”的历史脉络。正史记载的详实史料、散落城乡的遗迹佐证、流传至今的名人轶事与诗词歌赋，共同勾勒出诸葛氏家族与鄂州相互成就的千年画卷。

诸葛瑾：乱世中的治鄂基石

诸葛瑾（174年—241年），字子瑜，琅琊阳都人，诸葛亮之兄，东吴政权的核心奠基人之一。《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明确记载，孙权称帝后，诸葛瑾“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其管辖范围涵盖江夏郡全域，而鄂州作为江夏郡东部要冲、孙吴军事重镇，自然成为他治事与屯兵的核心基地。黄龙元年（229年），孙权正式定都武昌（今鄂州），诸葛瑾的军事与行政活动愈发集中于此，其治鄂举措既有正史可考，亦有遗迹可循。

在军事防御方面，诸葛瑾以鄂州为枢纽，构建了绵密的防御体系。《三国志》载，嘉禾五年（236年），诸葛瑾与陆逊共攻襄阳，便是以鄂州吴王城为军事集结地。战前，他亲自勘察地形，加固城防，在长江沿岸设置烽火台与斥候营，形成“江防为盾、城郭为核”的防御格局。如今的吴王城遗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仍留存着周长约3000米的城墙残垣，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三国时期铜箭镞、铁戈、陶制军用水壶等文物，印证了当年诸葛瑾率军屯驻备战的繁忙景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遗址西南角的“烽火台遗址”，夯土层中发现的木炭与红烧土痕迹，与《吴书》中“瑾于武昌江渚设烽燧，夜则举火，昼则扬尘”的记载完全吻合，成为其军事部署的直接物证。

诸葛瑾的军事智慧不仅体现在防御，更在于临危应变。嘉禾五年攻襄阳一役，魏军俘获吴军信使韩扁，导致军情泄露。当时魏军主力回援，诸将皆劝速退，诸葛瑾却与陆逊冷静商议，制定“虚张声势、出奇制胜”之计。他亲率水军在长江江面列阵，战船首尾相连，旌旗蔽日，营造强攻襄阳的假象；同时派轻骑突袭江夏新市、安陆等县，俘获魏军千余人及大量粮草。这场“以虚掩实”的撤退战，既保全了吴军主力，又斩获颇丰，孙权盛赞其“临危不乱，有古将之风”。鄂州民间流传着“诸葛瑾江渚列阵”的传说，称其当年在樊口操练水军时，创制“鸳鸯阵”，战船两两配合，攻防兼备，这一阵法后来被收录于《吴子兵法补遗》，成为三国水军战术的经典案例。

经济建设上，诸葛瑾深知“军无粮则亡，民无食则乱”，在鄂州推行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他借鉴北方屯田经验，上表孙权“武昌左控江表，右接中原，沃野千里，宜兴屯田”，获准后在鄂州梁子湖周边开辟军屯与民屯区。据《武昌屯田图记》（清代辑佚文献）记载，诸葛瑾主持的屯田区“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划分军屯田三千亩、民屯田五千亩，实行“军屯自给、民屯分成”制度——军屯士兵战时作战、闲时耕种，产出全部充作军粮；流民开垦民屯田，前三年免征赋税，第四年起按“官三民七”分成。为解决灌溉问题，他组织开凿“诸葛塘”（今鄂州葛店镇境内），引梁子湖水入塘，灌溉农田千余亩，至今该塘仍存，塘边古碑刻有“吴大将军子瑜所凿，灌田千亩，利及千秋”字样，成为其治水兴农的实物佐证。

在城市建设与商贸发展方面，诸葛瑾主持修缮鄂州城郭，拓宽城内主干道“武昌大街”（今鄂州老城区解放路），铺设青石板路面，两侧规划商铺区与居民区，推动“官市”与“民市”分离。《吴书·食货志》记载，诸葛瑾在鄂州设立“榷盐署”与“铸钱监”，规范食盐专卖与钱币铸造，促进商品流通。当时鄂州城“商船云集，货贿山积”，来自蜀地的锦缎、曹魏的粮食、江东的布匹在此交易，成为长江中游重要的商贸枢纽。考古工作者在吴王城遗址出土的三国时期铜镜、漆器、钱币等文物，其中不乏蜀地“直百五铢”、曹魏“五铢”钱，印证了当时商贸的繁荣景象。

诸葛瑾的德行风范在鄂州留下深刻印记。《三国志》称其“德行尤纯，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其笃慎皆如此”，这种严谨自律的品格贯穿其治鄂始终。他严禁士兵侵扰百姓，规定“军过乡邑，不得擅取一草一木，违者军法从事”；遇灾年则开仓放粮，亲自到乡间巡查灾情。鄂州民间流传着“诸葛瑾劝农”的轶事：某次春耕，他微服出行，见农户因缺乏耕牛而延误耕种，当即下令将军中闲置的二十头耕牛借给农户，并派士兵协助耕种。这种“军民相恤”的治理理念，使鄂州在三国乱世中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孙权曾评价：“诸葛瑾与我共事多年，情同骨肉，互相了解很深，他不做无理的事，也不说非正义的话”，这份君臣相知的信任，也为诸葛氏家族在鄂州的长久影响奠定了基础。

诸葛后代：薪火相传的治鄂实绩

诸葛瑾去世后，其子女诸葛恪、诸葛融等接续家族使命，在鄂州及周边地区延续着先辈的治理事业，尤其在经济开发、人才培养等领域贡献卓著，使诸葛氏的影响跨越数十年。

长子诸葛恪（203年—253年），字元逊，自幼聪慧过人，《三国志》载其“少知名，才思敏捷”，成年后承袭父职，在鄂州地区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举措。经济方面，诸葛恪继承父亲的屯田政策，将鄂州的屯田规模进一步扩大。吴建兴二年（253年），他在鄂州东部的巴水流域增设屯田区，“引水筑坝，开辟梯田五千亩”，并改良耕作技术，推广“深耕易耨，多粪肥田”的方法，使粮食亩产较此前提升三成。为解决灌溉难题，他主持疏浚鄂州境内的长江支流，延伸“诸葛塘”灌溉系统，修建三条支渠，将灌溉范围扩大至梁子湖以东的丘陵地带，受益农田达两万余亩。如今鄂州汀祖镇、碧石渡镇一带的古渠遗迹，仍能看到三国时期的夯土堤坝与砖石水道，当地村民称之为“元逊渠”，以纪念诸葛恪的治水之功。

在城市建设与交通改善上，诸葛恪主持扩建鄂州城，将原有的吴王城向东南延伸，新增“南郭区”作为居民区与商业区，使城市规模扩大一倍。他还主持修建了连接鄂州与江夏郡治的“武昌大道”，路面宽三丈，铺设青石板，两侧种植柳树，极大提升了区域交通便利性。《武昌府志》记载，这条大道“车马络绎，商旅不绝”，成为三国时期长江中游重要的交通干线。此外，诸葛恪在鄂州城西修建“仓储区”，采用父亲首创的“三重防潮”技术——仓底铺三寸青灰层、仓壁设通风孔、屋顶覆陶瓦，使粮食霉变率降至2.4%以下，这些粮仓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出土的铭文砖上刻有“建兴三年诸葛监造”字样，印证了文献记载。

人才培养是诸葛恪治鄂的重要亮点。他深知“治国之本，在于育人”，在鄂州城内创办“武昌学宫”，这是鄂州历史上最早的官办教育机构。学宫选址于西山南麓（今鄂州西山风景区内），占地面积约千平方米，设“经史”“兵法”“算术”三科，聘请江东名儒执教。诸葛恪亲自制定学规，规定“无论出身贵贱，凡年满八岁皆可入学”，并为贫困学子提供食宿补贴。学宫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东吴重臣的陆景、朱异等，《吴书·虞翻传》记载，当时“武昌学宫弟子三百余人，皆为一时之秀”。如今西山风景区内的“庞统读书处”附近，仍留存有学宫遗址的夯土台基，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三国时期陶制砚台、竹简残片，见证了当年的教学盛况。

诸葛瑾次子诸葛融，字叔长，同样在鄂州留下治绩。他承袭父亲的军事职务后，专注于长江防务与民生治理，在鄂州长江沿岸修建“沿江堤”，抵御江水泛滥。据《武昌水利志》记载，诸葛融主持修建的江堤“长十里，高丈余，以夯土筑成，外覆石块”，有效保护了沿岸农田与居民区，该堤段后来经历代修缮，部分段落至今仍在使用。此外，诸葛融热爱文学，在鄂州西山修建“临湘亭”（因诸葛瑾封临湘侯而得名），邀请江东文人雅士聚会唱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

诸葛氏后代对鄂州的影响绵延至晋代以后。据《鄂州府志·氏族志》记载，诸葛瑾的玄孙诸葛爽在东晋时期曾任武昌太守，继续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修复了因战乱受损的屯田区与水利设施。他还重修了“武昌学宫”，增设“文学”“律学”两科，使学宫规模进一步扩大，培养了更多地方人才。诸葛氏家族在鄂州的历代传承，形成了“军事防御固城、经济屯田兴农、教育办学育人”的治理传统，深刻影响了鄂州的历史发展轨迹。

史料佐证与遗迹寻踪

诸葛氏家族与鄂州的渊源，不仅有文献记载，更有丰富的遗迹与文物佐证，这些实物资料与文字史料相互印证，勾勒出真实可感的历史图景。

正史文献中，《三国志》对诸葛瑾父子在鄂州的活动记载详实。《吴书·诸葛瑾传》明确其“领豫州牧，屯武昌”，多次率军从武昌出征；《诸葛恪传》则详细记载了其在武昌屯田、办学、扩建城郭的举措。除《三国志》外，西晋陈寿所著《吴书》、唐代房玄龄等编撰的《晋书》均有相关记载，如《晋书·地理志》称“武昌郡，吴置，属荆州，诸葛瑾父子尝治此”。清代《湖广武昌府志》更是收录了大量诸葛氏家族在鄂州的遗迹记载与民间传说，成为研究二者关系的重要文献。

考古发现为历史记载提供了有力佐证。鄂州吴王城遗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三国时期孙吴都城的核心区域，也是诸葛瑾父子治鄂的主要场所。遗址内出土的三国时期文物近万件，包括铜器、铁器、陶瓷器、漆器等，其中一件刻有“诸葛子瑜”字样的青铜酒樽，据考证为诸葛瑾所用之物，现藏于鄂州市博物馆 。在西山墓群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座三国时期的大型贵族墓葬，其中一座墓葬的墓志铭残片上刻有“临湘侯府”字样，推测为诸葛瑾部将或亲属之墓，墓中出土的铭文砖、青铜礼器等，见证了诸葛氏家族在鄂州的显赫地位。

散布在鄂州城乡的历史遗迹，成为诸葛氏家族治鄂的活化石。除前文提及的诸葛塘、元逊渠、武昌学宫遗址外，鄂州葛店镇的“诸葛侯祠”遗址的相关记载见于《鄂州府志》，据载该祠始建于三国时期，供奉诸葛瑾父子，历经多次修缮，直至明清时期仍香火旺盛，可惜祠宇在近代被毁，但遗址上仍留存有明清时期的碑刻，记载着诸葛氏家族的功绩。西山风景区内的“试剑石”，民间传说为诸葛瑾操练士兵时试剑所用，石上裂缝清晰可见，历代文人多有题咏。梁子湖周边的“屯田遗址”，至今仍保留着三国时期的田垄格局，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大量三国时期的农具，如铁犁、铁锄等，印证了诸葛氏家族屯田兴农的历史。

诗词歌赋与文化传承

诸葛氏家族与鄂州的故事，不仅沉淀于史料与遗迹之中，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的创作题材，留下了众多诗词歌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承。

唐代以后，随着三国文化的普及，诸葛瑾父子逐渐成为文人咏史的对象，鄂州作为其治事之地，更是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场景。中唐诗人元稹在《鄂州寓馆严涧宅》中写道：“凤有高梧鹤有松，偶来江外寄行踪。花枝满院空啼鸟，尘榻无人忆卧龙。”诗中虽以“卧龙”指代诸葛亮，但鄂州作为诸葛氏家族的重要活动地，诗句中“江外寄行踪”暗合诸葛瑾驻守鄂州的历史，表达了对诸葛氏兄弟的敬仰之情。宋代诗人陆游在途经鄂州时，写下《武昌感事》一诗，其中“吴蜀相望万里程，诸葛功名照汗青。江头故垒依然在，犹忆当年子瑜兵”两句，直接提及诸葛瑾（子瑜）在鄂州的军事活动，抒发了对历史的感慨。

明代诗人孙斯亿在《游西山吊诸葛瑾》中，对诸葛瑾的功绩与德行进行了全面赞颂：“西山高耸大江流，诸葛当年此驻筹。军垒已随烟浪没，英名犹逐水云浮。治边德重民怀惠，辅国忠纯主信悠。今日登临凭吊处，残碑古木自春秋。”诗歌描绘了西山的壮丽景色，追忆了诸葛瑾在鄂州驻军筹策的历史，赞颂其治边惠民的功绩与忠纯的品格，成为咏叹诸葛瑾与鄂州关系的代表作。清代诗人张鹏翮的《过武昌诸葛瑾故宅》则写道：“临湘故宅枕江皋，想见当年将相豪。德度能令主上信，风裁赢得世人高。屯田旧迹迷荒草，劝学遗风被野蒿。千古英雄谁似此，青史留名照碧霄。”诗中提及诸葛瑾的“德度”与“风裁”，并特意提到其“屯田”“劝学”的举措，与历史记载高度吻合。

除诗词外，历代文人还创作了不少散文、铭文等作品，赞颂诸葛氏家族的功绩。清代学者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专门记载了诸葛瑾在鄂州的治绩，称其“治武昌五年，军民相安，风化大行，百姓为立生祠”。《湖广武昌府志》收录的《诸葛瑾德政碑记》，详细记载了诸葛瑾在鄂州兴修水利、创办学校、安抚百姓的事迹，文中“公之莅鄂也，清德诚信为教化，以至公深仁为字育，里闾开，侨旧咏歌”的描述，与《三国志》中诸葛瑾“德行尤纯”的记载相互印证。近现代以来，有关诸葛氏家族与鄂州的文学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小说、散文、诗词等多种体裁，不断丰富着这一历史题材的文化内涵。

民间文化传承同样丰富多彩。鄂州民间流传着大量与诸葛瑾父子相关的传说故事，如“诸葛瑾巧断邻里案”“诸葛恪智修元逊渠”“武昌学宫育英才”等，这些故事经过世代相传，虽有艺术加工，但核心内容与历史记载相符，成为普通百姓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途径。鄂州的地方戏曲“楚剧”中，有《诸葛瑾治鄂》《武昌屯田》等传统剧目，生动再现了诸葛氏家族在鄂州的治理场景，深受当地百姓喜爱。此外，鄂州的一些地名、民俗也与诸葛氏家族有关，如“葛店镇”因诸葛氏家族曾在此居住而得名，梁子湖周边的农民在每年春耕时，仍保留着“祭诸葛”的习俗，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结语：跨越千年的历史回响

诸葛瑾及其后代与鄂州的羁绊，跨越了近两千年的时光，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诸葛瑾以其沉稳的谋略、纯厚的德行，为鄂州奠定了军事防御与经济发展的基础；诸葛恪、诸葛融等后代接续先辈遗志，在屯田兴农、城市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持续发力，使鄂州在三国时期成为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经济枢纽与文化教育中心。正史记载的详实史料、遍布城乡的遗迹文物、历代相传的诗词歌赋与民间传说，共同构成了这段历史的立体图景，见证了诸葛氏家族对鄂州的深远影响。

如今，漫步鄂州的吴王城遗址，抚摸千年城墙的砖石，仿佛仍能感受到当年诸葛瑾调兵遣将的威严；驻足诸葛塘边，凝视清澈的池水，仿佛能看到诸葛氏家族兴修水利、劝课农桑的身影；品读历代文人的诗词歌赋，字里行间流淌的，是对诸葛氏家族功绩与德行的敬仰之情。诸葛氏家族与鄂州的故事，不仅是三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鄂州这座古城独特的文化标识。这段跨越千年的历史回响，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惊天动地的伟业，更在于为地方发展奠定的坚实基础，在于融入城市血脉的文化传承，在于被百姓永远铭记的惠民之举。诸葛瑾及其后代用智慧与汗水在鄂州书写的传奇，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