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觉得生活太难，学学苏轼如何在人生最低谷，活出了神仙境界

黄州江边的那个深夜，他放声大笑，笑声惊飞了林间的宿鸟，也惊醒了后世千年无数困顿的灵魂。

1080年，大宋元丰三年正月。

汴梁城的年味还没散尽，皇城里走出一队奇怪的人马。领头的是官差，中间是个穿着罪臣常服、胡子拉碴的中年书生，后面跟着哭哭啼啼的几名家眷。

街边早点摊冒着热气，路人纷纷侧目。有人认出来了，那不是名满天下的翰林学士苏轼吗？

没错，就是他。不过从今天起，他的新头衔长得拗口——“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说白了，就是有罪之身，挂个虚职，在当地被看管起来，屁事不准管。

乌台诗案那口大黑锅，结结实实扣在他身上，差点要了命。现在能活着出京，已是万幸。但此刻的苏轼，心里跟这汴梁的天气一样，冷到了骨头缝。

前途？没了。名声？臭了。钱财？快光了。皇帝的信赖？那已是上辈子的事。

他就这么被押着，上了一叶小舟，顺着汴河，转道长江，往那个叫黄州的荒僻小城漂去。没人知道，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精神突围，就此启程。

更没人想到，命运这次看似彻底的掠夺，却唯独漏了两样最关键的东西。而正是这两样“漏网之鱼”，成就了后来我们爱了千年的苏东坡。

二、 从翰林学士到“东坡农夫”

黄州到了，但没锣鼓，没迎接。

朝廷说了，你是罪臣，没资格住官驿。城南有座破庙，叫定慧院，自己收拾收拾住进去吧。

苏轼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佛像的金漆剥落得斑斑驳驳，房梁上窸窸窣窣，是老鼠在开运动会。晚上躺下，能从屋顶的破洞直接看见星星——当然，下雨时，雨水也就直接浇在脸上、梦里。

这落差有多大？昨天还在汴京的琼林宴上跟皇帝喝酒论诗，今天就在破庙里跟老鼠争地盘。但这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朝廷停发了他的俸禄。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十几张嘴等着吃饭。从京城带出来的那点积蓄，眼见着像手中的沙子一样，飞快地流走。米缸见底的速度，比他写一首《念奴娇》还快。

文人那点清高和体面，在生存面前，屁都不是。

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目标。怎么办？

苏轼做了个让所有同僚惊掉下巴的决定：他扛起了这辈子没摸过的锄头，走向了城东那片长满荆棘和瓦砾的荒坡。

那片地，当地人叫它“东坡”。

从此，大宋少了一个失意的官员，黄州多了一个叫“东坡”的农夫。

手掌第一天就被磨出了血泡，钻心地疼。邻居看不下去了，一位善良的老太太送来一副粗布手套，笑着说：“学士啊，你这细皮嫩肉的，哪是干这活的料。”

苏轼抬头，看见长江上的晚霞，烧得像一块铺到天边的红绸子。他忽然就咧嘴笑了，汗水混着泥土从脸上流下来。

他说：“婆婆，这里没有苏学士了。叫我东坡就好。”

三、 在烂泥里，慢慢熬出滋味

活下去，是硬道理。但怎么活，是智慧。

苏轼把袖子一捋，彻底扎进了泥土里。开荒的苦，他在《东坡八首》里写过：“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累得放下锄头直喘气，心里愁着谷仓什么时候能装满。

宋朝被贬到黄州的官员不少，大多就两种活法：要么整天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天下人都欠他的；要么大门一关，假装自己不存在，在郁闷中熬日子。

苏轼偏不。他选了第三种：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好好生活，顺便琢磨点吃的。

他发现黄州的猪肉极便宜。富人不吃，嫌腥臊；穷人也不怎么做，觉得费柴火还做不好。这不就是天赐的食材吗？

他研究起来，用慢火，少水，加黄酒，加酱油，细细地煨炖。守着灶台，看火苗舔着锅底，听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他后来在《猪肉颂》里写：“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它自美。”

你看，这就是苏轼的生存哲学。命运把你扔进烂泥里，别急着扑腾，别光顾着骂街。你就地躺下，看看这烂泥里能长出什么，然后，慢慢熬。

火候到了，滋味自然就来了。后来这道菜，就叫“东坡肉”。

他种麦子，用收获的粮食酿出浑浊却地道的“东坡酒”。他采野菜，做出一锅清鲜的“东坡羹”。他给隔壁卖环饼的老太太写诗打广告：“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硬是把人家的生意给带火了。

这些事，看起来是苦中作乐，是“穷开心”。但往深了看，这是一场极其彻底的“断舍离”。

断掉的，是对“翰林学士”这个身份、对荣华富贵的执念。舍弃的，是士大夫阶层那套“学而优则仕”的单一价值标准。离开的，是京城那个名利与风险并存的漩涡。

他回到了最根本的烟火气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嘴里的肉，杯中的酒，手中的饼，这些才是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东西。

在生存层面，苏轼完成了第一次“着陆”。他从一个悬浮在空中的谪官，变成了一个脚踩泥土、手握锄头的真实的人。 这是后面所有奇迹发生的基础。

四、 深夜顿悟：被拿走一切之后

日子能过了，但漫漫长夜，最难将息。

在黄州，他是“监管人员”，朋友们要么同遭贬谪天各一方，要么怕被牵连不敢来往。能说说话的，也就张怀民、僧友佛印等寥寥几人。

无数个晚上，他独自坐在定慧院冰凉的石头台阶上，看一弯缺月挂在光秃秃的梧桐树枝头，听城里打更的梆子声，由远及近，又慢慢消失。

孤独，是能淹死人的。

1081年，一个深秋的寒夜。他又睡不着，翻出那本不知读了多少遍的《庄子》。目光停在《齐物论》那一句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就那么一瞬间，毫无征兆地，他泪如雨下。搞不清是哭自己这荒唐的遭遇，还是哭自己怎么今天才真正看懂这句话。

他之前为什么痛苦？因为“我执”太重了。那个“我”，是由官职、名声、府邸、皇帝的青睐、同僚的奉承……这些外在的东西一层层包裹起来的。现在，命运像一个冷酷的强盗，把这些包裹一层层扒开，全部抢走。

他觉得自己“空”了，什么都没了，所以恐慌，所以痛苦。

但庄子告诉他：“空”不是没有，“空”是那个被包裹、被压抑的“真我”，终于有了呼吸的空间。

天地万物本就和我同根同源，我何必把自己囚禁在“翰林学士”或者“黄州罪臣”这样一个小笼子里？我本可以与江上的清风共存，与山间的明月同在。

那天晚上，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字字句句，浸透了孤独。但那孤独里，已没有多少自怜，更多的是一种清高、一种坚持、一种对精神自由的固执守望。

“拣尽寒枝不肯栖”，不是没得选，而是不愿意将就。宁可停在寂寞寒冷的沙洲，也要守住内心的那片干净地。

这是他精神突围的第一个信号。他从“失去”的泥潭里，抬起了一点头，开始眺望“拥有”之外，那个更广阔的世界。

五、 江上大笑：发现夺不走的“私产”

时间来到1082年，七月十六。

这是苏轼来到黄州的第三个年头。他和一位叫杨世昌的朋友，泛一叶小舟，夜游赤壁。

秋夜的江水平静宽阔，月光洒下来，在微波上碎成千万片银鳞，随着水波轻轻摇晃。几杯酒下肚，微醺之间，天地仿佛都安静了。

就在这寂静之中，苏轼忽然放声大笑。笑声清朗豪迈，在空旷的江面上传得很远，惊起了岸边树林里已经栖息的鸟雀。

这一笑，不得了。这一笑，笑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石破天惊的顿悟，笑出了一个后人享用不尽的精神宝库。

他对着这江，这月，这风，说出了一番流传千古的话：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这话什么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你看这江上吹过来的风，山上照下来的月亮，它们就在那儿。耳朵听到了，就是美妙的音乐；眼睛看到了，就是绝佳的风景。没人能禁止你去听、去看，你也永远用不完、花不光。这才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永远花不完的宝藏啊！

朋友们，这就是苏轼发现的，第一样命运拿不走的“私产”。

皇帝可以下旨罢你的官，政敌可以罗织罪名毁你的名，官府可以没收你的田产和俸禄。但是，谁能没收照在你脸上的月光？谁能禁止你去听那江上的涛声？谁能剥夺你感受一阵清风吹过时的惬意？

只要你耳朵还能听，眼睛还能看，鼻子还能闻，心灵还没麻木，你感知美好、体验生命的能力，就永远属于你自己。

这种能力，不需要皇帝批准，不需要金钱购买，是生而为人的出厂设置，是造物主给我们每个人的、最公平的股份。

发现了这个，苏轼一下子“富可敌国”了。政治失意？生活困顿？那只是外在的、暂时的标签。他的内心，一下子接通了“无尽藏”，变得无比丰盈和自由。

这是苏轼精神世界的第一次巨大跃迁。他从一个“拥有者”（拥有官职、名誉），变成了一个“体验者”。 而体验的丰富与深度，是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剥夺的。

六、 主动选择：把牢底坐出诗意来

发现了“无尽藏”，苏轼的心态彻底变了。行动也随之改变。

朝廷不是规定“不得签书公事”吗？好，那我就彻底不“签书公事”。但我可没说我什么都不干。

他找到了另一种“干法”——在限制中，活出最大的自由和诗意。

这种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正的自由，是我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 更深一层，是就算不得不处在某种境地里，我也能把它变成我的主动选择，并从中找到乐趣。

夜里睡不着，他不再唉声叹气。看见月光好，他兴致勃勃地爬起来，跑去承天寺找同样被贬、同样失眠的张怀民。

“怀民，怀民，睡了吗？走，看月亮去！”

两个“闲人”，在承天寺的院子里散步。月光清澈如水，洒满庭院，院子里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映在地上，像水中的藻荇一样交错晃动。

他后来在《记承天寺夜游》里轻描淡写地写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是啊，哪晚没有月亮？哪里没有竹子和柏树？只是缺少像我们俩这样有闲情逸致的人罢了。他把“闲置”的窘境，活成了一种“闲适”的雅趣。

没钱买好酒，他就和江上的渔夫、山里的樵夫混在一起。喝他们自家酿的、浑浊的土酒，醉了就随意躺在草地上睡觉，听江上的妇女唱听不懂的小调。高兴了，就为她们填首新词，换一壶更浊的酒。

他曾差点送命的“乌台诗案”，如今在他笔下，成了一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潇洒。把惊心动魄的政治迫害，看作人生漫长旅途中的一次普通投宿，住完就走，不必挂怀。

这就是他发现的，第二样命运拿不走的“私产”——将任何境遇都转化为生命养料和审美对象的能力。

有了这个能力，人生就没有“绝境”。后来，他被贬到更远、更苦的广东惠州，别人觉得那是蛮荒瘴疠之地，他却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再后来，六十多岁高龄，被贬到海南儋州，那在当时是堪比死刑的惩罚。他却在给朋友的信里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我在这南蛮荒岛死九次都不后悔，因为这番游历，是我一生中最奇特、最顶级的风景！”

能把流放地当旅游胜地，能把贬谪路当探险之旅，这种“境随心转”的本事，才是他真正的铠甲。命运可以把他扔到任何角落，但他都能在那里“把牢底坐穿”，并且，坐出诗意，坐出境界。

七、 离开与留下

1084年，朝廷一纸调令，苏轼要离开黄州了。

走的时候，没有锣鼓，没有欢送。就像他来时一样静悄悄。船又一次行过赤壁之下，江水依旧东流。

他回过头，看见自己当年亲手开垦的东坡上，麦浪翻滚，一片金黄。定慧院里他养的那几只鹤，似乎认得旧主，绕着船帆，盘旋了三圈。岸上有曾经送他手套的老媪，有一起喝过酒的渔夫，他们在喊：“子瞻，以后得闲，回来吃猪肉啊！”

苏轼站在船头，哈哈大笑，挥手作别。

他肯定明白了。在黄州这四年，命运这个看似凶恶的强盗，拿走了他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官位、荣耀、钱财、安稳的生活、世俗的前程。

但它手忙脚乱，唯独漏掉了两样，而这两样，恰恰是最珍贵的：

第一，是感知自然与生命之美的本能。

第二，是将任何境遇都活出意义和诗意的能力。

前者让他永不匮乏，后者让他永不沉沦。这两样“私产”，一旦认领，终身有效，且利滚利，生生不息。

八、 黄州的水月，照着今天的你

一千多年过去了。

今天的我们，当然不会再被一纸诏书贬到黄州。但我们没有“黄州”吗？

我们被无形的KPI贬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被天文数字的房价贬在通勤两小时的出租屋里，被孩子的学区房和辅导班贬在焦虑的深夜里，被社交媒体的点赞数和比较心贬在无尽的内耗中……

我们的“乌台诗案”无处不在。一次裁员，一次投资失败，一次健康预警，一次情感背叛，都可能像当年的诏书一样，把我们的生活打得措手不及，感觉“一切都被拿走了”。

黄州的稻浪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但长江的水，还在浩浩荡荡地向东流。赤壁的月亮，也依然在每个晴夜升起，月光和1082年那个夜晚，一样清白。

当你熬夜加班，心力交瘁时；当你面对账单，感到窒息时；当你觉得生活像一潭死水，毫无希望时——不妨想想黄州那个夜晚，江上大笑的苏轼。

他没喊“我命由我不由天”那种口号。他只是低头，把眼前的烂泥，煮成了一锅香飘千年的东坡肉。

他没抱怨月亮为什么是缺的。他只是拉上朋友，在月光下散了个步，然后说，这景致，只有我们俩“闲人”能懂。

所以，朋友，如果你也觉得正被生活“贬谪”，请默念他另一句词：“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后，学学他，把眼前这段糟心的日子，当成一锅需要慢炖的肉。别急，别催，加点耐心，加点创意，加点苦中作乐的幽默。

火候到了，它自然就香了。而那份谁也拿不走的、属于你自己的“香”，才是你真正的私产。#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