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三代人的田埂与远方

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一

我的老家坐落在宁波市象山县贤庠镇的一个小村。几十户人家的村子虽小，但名字却大有来历。据说当年宋高宗赵构在金兵追击下南逃时经过象山的一个村落，在走投无路、只剩单身匹马之时，幸得一位僧人和村民将他引入小路边的一个草亭，换下战甲隐藏于山中庵堂，躲过了追击。由于这一段化装避难之事，此亭自此取名“着衣亭”，改村名为“着衣亭村”。

着衣亭村

在家乡的方言里，外曾祖母和外曾祖父分别被叫做“太婆”和“太公”。但是当面称呼时无论男女，都统一称呼为“阿太”。由于农村基本都是面对面交流，不经常出现指称混淆的情况，所以这种统一的称呼方式并没有什么问题。又因为我的外曾祖父去世较早，我从未见过这位长辈，在我的童年中，那一辈人里在世的只有外曾祖母一人。因此我也从未对称呼的问题产生过什么疑惑。

阿太八岁那年，由于母亲早早去世无人照管，家里又太穷吃不起饭、养不活孩子，她从隔壁海口村来到着衣亭村给一户人家（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张根全）当童养媳，帮忙干农活、操持家务，磕磕绊绊地长大了。

阿太的伯母可怜她太早没了娘，经常照顾她。一次她头发上长了虱子，怎么也灭不了，伯母就用开水烫阿太的脑袋，试图烫死虱子，最终坏死的却是阿太的头皮，于是一辈子再也长不出头发。所有人从此见到的，永远都是她用毛巾包着头的样子。

阿太的名字叫徐春花，但从没有被人认真叫过，只是因为她来自隔壁海口村，村里人就都叫她“海口婶”。久而久之这个名字就一直被遗忘了。从婆婆那里学到接生的技术后，大概二十岁起，阿太开始做村子里的接生婆，在油灯下剪断过上百条脐带。母亲那辈人的第一声啼哭，都落在她生满茧子的掌心。

田间灶头，她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为人善良慈悲，说话轻声细语。纺麻、搓草绳、接生，就是阿太的主要收入来源。生活清贫，却也过得去。丈夫在中年时酗酒去世，她活到九十多寿终正寝，村里人都说，她的长寿是因为积累了“福报”。尽管如此，我幼时的记忆中也只剩下她筋骨突起的手背、颤巍巍的唤声，以及那不稳的、笃笃的手杖声。

外曾祖母和外曾祖父

二

阿太一辈子有五个孩子，四个女娃和一个排行第四的男娃。在我的家乡，除了我的外婆，阿太的孩子应该被我叫做“舅公”和“姨婆”。

二姨婆上过小学，后来嫁到隔壁村，生有一子一女。大概结婚前后，她突然有了一种特异功能：菩萨上身（在现在看来应该被称为巫术）。据母亲说，当时每个村基本上都会有这样一位人物。于是同村人遇上大大小小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因为受惊过度而神志不清、身体局部疼痛等等，都会找她解决。只要把有问题的大人或者孩子（一般是孩子）带到她面前，她点燃几支香，不久便神情、说话语气不似以往，这便是“菩萨上身”成功了。据说，这个状态下的二姨婆只要采取一些常见措施，比如把烟灰抹在出问题的部位等等，就会有与常人做这些不同的效果，治好让人忧心的问题。当然，这完全不是科学举措，出了一些真正医学上的问题之后，这种手段只会是徒劳无功，甚至是会恶化结果的。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年代，每个村里的这类人物都是非常受人敬重的，只有二姨婆是例外。她的孩子出生时，这类迷信思想基本已经被破除了，无法接受理解这种行为的孩子将其视为怪人，对她态度恶劣，经常辱骂她。

小姨婆结婚后先是育有一女，但因为丈夫有典型的重男轻女思想，第二次怀孕接生时发现是个女孩就决定弃养，送给了别的人家。最终家里只抚养了一个女孩长大。

族谱

三

在阿太的五个孩子中，有四个都读完了五年小学，只有外婆是例外。

从1951年出生开始，外婆就患上了一种先天性疾病，几千度近视的眼睛，又没有眼镜，基本看不清东西，只能朦朦胧胧看到一些轮廓，所以上了七天学之后，她对阿太说自己“没有读书的天分”，还是回到家里。但农村的孩子生命像野草一样顽强，即使是这样的情况，她也摸索着正常做家务、干农活，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外公比外婆大五岁，是经媒人介绍认识的。小学毕业后，尽管成绩很好，但因为没钱放弃了上初中的打算。当时村子里的婚姻观念是，男人只要能娶到媳妇就万事大吉，女人则最好嫁一个力气大的丈夫。外公家里穷，身材比较矮小，右眼也因为先天问题完全看不见，按理来说不是结婚的首要考虑，但是因为双方条件都不算好，所以经说媒就顺理成章结合了。

五六十年代，“人民公社”运动兴起。当时一个生产队一百多个人，外公先后做过着衣亭村的人民公社生产队记账员、生产队长。生产队里有几头牛，由各户人家轮流喂养和使用。1995年左右，大生产队分散成小队，每家按户口在村子的人头（每人八分田）分到土地。分到的土地不一定是整块，也可能是零散地分散在田间各处。有水、能种稻的田按原有的面积划分，没有水、只能种果树的土地以二比一的比例换算后再进行划分。而原来生产队的牛在解散后包括外婆家在内的四户人家合买了一头共用。

合作社社员证

1992年左右（母亲上初中时），外公开始背着蓝布包袱外出打工。他能识字、会记账，能看地图，虽然不会讲普通话但能听懂，半比画半乡音也能和人顺利交流。坐船、坐车，他到过宁波、舟山、奉化、上海，炸山石、做沥青、贩杨梅……一两个月或者半年带着赚到的钱回家一趟，然后马上再动身前往下一个地方。

外公外出打工的时候，家里的农活都是外婆包干的。家里一共四亩地，水稻一年两季，番薯、南瓜、青菜、冬瓜、番茄、黄瓜、茄子、豇豆等蔬菜和水稻是供自家吃食的，除此之外还种土豆用于买卖。农忙时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她就靠和别户人家换工（农忙时别户人家给外婆帮忙，农闲时外婆再给别户人家帮忙）度过。另外，她还做一些即使在农村也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干的苦力活，比如拉肉猪、劈竹篾、磨石边……不识字，她就用最朴素的“记账法”：每干一天苦工，就往瓦罐扔一颗石子。

外公外婆为了增加收入，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除了耕作农田，家里还饲养各类家畜。养猪从1984年开始到1989年（母亲上小学左右），一直养了六年，一年养两轮，一次养两头。猪食主要由番薯、萝卜、菜根、米糠捣碎而成。

养鸡鸭鹅也基本在这一时间段，每一种分别十几只，其饲料一般是兰花草拌米糠。主要收入是平时销售鸡鸭鹅蛋和过年时卖出长成的鸡鸭鹅。每逢年末会宰杀若干只以供食用，同时保留部分能够产蛋的鸡、鸭、鹅，如此循环往复。

有一段时间家里还养鱼。在自家田中间挖一小块放一些小鱼苗，和藕间隔着时间种植，并在四周种上黄桃、葡萄，形成一个小小的“鱼塘生态系统”。

外婆虽然不会记账，但是会打秤，会算数。很多作物和鱼肉都是由她推着手推车到岑晁、珠溪、三角地、铁仗岙（隔壁村镇）或者挨家挨户去卖，基本都是一小时的脚程。有时候外公还会拉着手拉车走到县城里卖土豆，母亲偶尔会跟着。县城路远，从天黑出发，天亮才能到达。小小的母亲走累了，可以放肆地坐在堆满土豆的手推车上，看着外公在一步步缓慢而坚定地往前走。

四

外公外婆结婚后有三个孩子，我的母亲排行最小。在七八十年代，农村的孩子能独立以后，都是早些出去打工赚钱，女的去针织厂做活或者直接做家庭主妇；男的便一般都是干泥工、电工。但是不知什么执念，外公外婆坚持供所有孩子上学，告诉他们说“不用考虑学费，能读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于是，尽管生活饮食质量很低，家里十分节约，三个孩子都一直读到大学，并且在同学们常常被喊着催着交学费的时候，广播里从来没有传出过他们的名字。当时读大学需要把户口迁到大学所在地（三人分别在舟山、宁波、杭州），外婆家里出了三个考上本科、迁出户口的大学生，真正可以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本村里设有副食品店、小商店和菜场，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当时交通不便，若是想要买一些新衣服或新奇的吃食，则需要走很远的路到县城里去。对母亲那一辈人来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被长辈带去城里置办一些能被看作是“迎接新的一年”的物件。大概在九十年代舅舅和母亲陆续上初中时，家里才购入了两辆自行车。

村里的小学以村名为名，叫“着衣亭小学”，就在菜场边上，只要五分钟的脚程。全校共二十来个老师，本职也是农民，教语文、数学、体育、思想品德、美术、书法，上课之余以务农为生。小学共五个年级，每个年级两个班，每班四五十个人，由三四个老师教授。

外公外婆和他们三个子女及其配偶的合照

五

姨妈排行老大，也是最懂事的那个。她聪明、勤奋，又有主见，等她稍大一些时，外公做决定时都会问问她的意见。因为皮肤白皙，眼睛水润，还扎着两个麻花辫，村里人都喜欢打趣地叫她“洋囡囡”（意为“洋娃娃”）。学习和读书是她从小最大的爱好，一干完活，她就开始安静地看书，几乎从来没有休息的时候，成绩也因此一直名列前茅。

读初中时，因为不会骑自行车，步行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姨妈一般只在周末回家。那段时间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不拖欠学费是能提供的最好条件。衣服缝缝补补、轮换着穿就可以算是新衣服；虽然学校里提供饭食，但她基本不吃食堂的饭菜，而是带一罐咸菜罐头，蒸几个土豆解决了事。到舅舅、母亲读初中的时候，家里因为有外公外出打工略微增加了些收入，也就不再有这样必须自带饭盒才能继续上学的经济限制。

初中毕业后，姨妈本想报考师范进入体制内，却因体检未过关转而考入了当时县里最好的高中（象山中学），并一直努力自学和考试，最终取得了稳定且高薪的工作。

舅舅在读书方面很有天赋，属于即使不写作业也照样能考第一的类型。初中毕业后，他上了宁波卫生学校，毕业后就分配到县里实习、上班，简单安稳，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母亲排行最小，也因此得了大人们的偏爱。那时的小学很少在放学后布置作业，孩子们一下课大部分就到田里去给大人帮忙。姨妈和舅舅都很早就主动帮着干农活，而母亲因为年纪最小，农活方面有哥哥姐姐顶着，在田里时就有了“偷懒”的权利——时不时因为割稻时弄伤手脚、把秧苗拔断而被赶到一边放牛、照管农具，或是待在家里做饭、收拾家务。

放牛对母亲来说是个很有意思的活计。大人们在田里干活，她就远远地缀在后面的田埂上。人牵着牛绳在前面走，牛慢悠悠地跟在后面吃草，不时甩甩尾巴，哞叫几声。有时牛看到几簇鲜嫩的青草，会不听使唤地偏离小主人的路线或是停下来不动，原本用来驱赶苍蝇的粗大鞭子就会扎实地落在它的背上。

田间地头，孩子们的游戏很多，在溪里抓虾、趴在大石头上戏水、跳皮筋、跳方格、串枇杷子……除了帮着干活、做家务，孩子们也都没有缺少童年的乐趣。

时光流转，三代人的故事在岁月长河中沉淀，成为家族独有的珍贵记忆。从阿太作为童养媳的艰苦开端，到外婆外公在土地上的奋力耕耘，再到母亲这一辈凭借知识走出乡村，每一步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这份传承不会因时代更迭而褪色，反而会在新的征程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