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四次大怒连斩六将，跑掉的那个，赵云是杀不掉还是不想杀？

东汉末年，荆州一带风云骤起，刘备在诸侯夹缝中求生，身边能用的嫡系猛将并不多。那时的赵云，尚未被后世塑造成银甲白马的“常胜将军”，更多只是随军的一员偏将，却在几次关键战事里忽然“翻脸”，怒气上涌，搅得血雨腥风。偏偏在这几次暴烈出手中，最有名的夏侯惇又能全身而退，这件事，总让人心里犯嘀咕。

翻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的描写，情况就有些出人意料。书中“云大怒”四字屡屡出现，一旦怒到难忍，就必定要见血。四次大怒，六员敌将倒在枪下，只留下夏侯惇一个活口。要说这只是偶然巧合，就有点牵强了。

从正史来看，赵云出身常山名门，并非草莽出道。他早年追随公孙瓒起兵，并非单枪匹马投军，而是带着本家部曲前来助阵，这种背景，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家学与见识。不用说，在礼法观念上，他和出身寒微的关羽、张飞确实存在差异。

后来刘备辗转荆州，赵云一度担任荆州留营司马。这个官职听着不响亮，却很不好当。既要看管性情强硬的孙夫人，避免她在驻军中横冲直撞，又必须处理军中违纪与地方治安。说白了，就是军营里的“内务总管”和“纠察长”，该温和时得安抚人心，该翻脸时又得敢于执法。

刘备入蜀以后，赵云官至中护军。这个职位在东汉晚期曾被改名“司寇”，后来又改回原称。名称的几次变化，多少说明了它偏重于军中法纪、宿卫禁军等职能，而不是纯粹带兵拼杀。赵云身为中护军，要掌握武将升降考核，还要负责皇室宿卫安全，决定谁能站在主公身边，谁必须调离前线，权责都不轻。

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里赵云的形象，反倒比后世戏台上的“白袍儒将”要粗犷得多。书中话说他身长八尺，眉目浓重，面庞宽阔，双颐隆起，站在阵前有股逼人的劲头。连关羽身边的壮汉周仓，都要感叹一句赵云“极其雄壮”。这样的体格，一旦怒目横枪，和张飞那样的悍将站在一起，也并不逊色。

一、博望坡的“假怒”与夏侯惇的生路

博望坡之战，是赵云“怒而不杀”的最典型一幕。那时刘备在新野立足未稳，曹操派夏侯惇率大军南下，企图一战压垮这支流亡势力。诸葛亮所谋，是诱敌深入，在博望坡设下火攻埋伏，赵云领兵迎敌，却被明确告知，任务重点在“引”而不在“歼”。

战场相逢，夏侯惇恃着曹军兵多势众，口出轻蔑之言，讥讽刘备如丧家之犬。赵云闻言，神色一紧，策马上前，一杆亮银枪直指对方门面。这一刻，他表面是怒火攻心，实则心里清楚，自己必须“演”得真一些，才能把对方一步步带进火海。

两军阵前，铁蹄翻飞，枪矛交错。二人短兵相接，不过数合，赵云便开始示弱掉头，装作不支而走，夏侯惇在后猛追，整支曹军也被带着往前冲。等到深入山谷，四周火起，喊杀震天，赵云回马再杀，已不需要和夏侯惇决一死战，而是配合友军截击乱军。

夏侯惇最终能从火场杀开一条路，退回自家营中，不得不说有几分运气，但更关键的，是赵云一开始根本没有打算把他挑落马下。如果当时赵云一味求胜，一枪拼命刺去，夏侯惇身死当场，曹军势必当即收缩防线，博望坡一战未必能打出那样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自幼失一只眼睛的曹氏名将，在浓烟烈火中视线本就吃亏，仍能杀出重围，本身也说明了他的硬气。只是从赵云的角度看，那天怒意虽真，杀心却并不重，怒火更像是一件用来迷惑敌人的战袍。

有人会问一句：“将军莫要轻敌。”但在那场战事里，赵云没有冒险和夏侯惇死斗，而是把精力放在完成诱敌任务上。以军令为先，压住个人喜恶，这种取舍，倒也符合他在刘备阵营中的一贯角色。

二、桂阳旧事：怒而缚将，不急于杀

到了攻取桂阳时，赵云面对的局面又不一样。刘备进取荆南诸郡，既需要打出声势，又希望少造杀戮，好为后续经营打下基础。桂阳城中守军观望不定，其中的校尉陈应，善使一种飞叉兵器，不愿归降刘备，一见赵云到来，就在阵前厉声辱骂，并扬言只奉曹操号令。

赵云听到这些话，脸色骤变，不再多说半句，拍马挺枪就冲。陈应用飞叉挑刺，想借兵器之利占便宜，却在短短几合之内便觉手臂发麻，难以招架。败势已现，他匆忙拨马而逃，临走时随手将飞叉掷向赵云，指望偷袭得手。

这一招，在普通对手面前或许有效。赵云却抬手夹住飞叉，顺势一拽，把陈应整个人从马背上扯下来，重重摔在地上。怒气未消，他只吐出一句：“辱主者，不赦。”随后并没有当场毙敌，而是命令士兵将其绑缚押回营中，以待处置。

赵云此举，看上去是给口出恶言者一个教训，实际更有深意。他需要的是桂阳郡整体归附，而不是在城下血战到底。活捉陈应，等于给城中守将看了一个样：赵云敢怒，更能控怒，既有武力，又讲规矩。原桂阳太守赵范，见赵云发怒尚能收手，不由心生畏惧，索性开城归降，保住了一郡百姓。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陈应与同僚鲍隆暗中勾连，再度企图反叛，扶赵范另作打算。此时赵云已无再留情的余地，按照军法，将二人推出斩首。对欺君叛主者，赵云没有表现出半点犹豫，这种处理方式，与其说是私愤，不如说是中护军式的冷硬执法。

从博望坡到桂阳，可以看出赵云的怒，并非失控，而是有尺度的。该用怒火当作战术，就把怒意演给敌人看；该为了大局暂缓杀心，就把怒气压在心里，选择留人一命。表面似乎“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实则目标始终在战事与法度之上。

三、汉中与韩德父子的血战

再往后，赵云年岁渐长，却仍屡次被推上险要战场。汉中争夺战中，老将黄忠奉命劫粮，却被魏将张郃、徐晃围住。局面紧张，刘备急调赵云率三千骑兵前去救应。在那种敌众我寡的环境里，任何一步走错，都可能全军覆没。

赵云率骑兵突入重围，枪锋所指，无人敢正面硬接。先是一员使大刀的魏将被刺倒马下，紧接着又有部将焦炳率兵拦截，自以为稳操胜券。在他看来，黄忠大军已被吃干抹净，便口出狂言，说蜀兵已没有活路。

赵云闻言，心头一震，这种“把对方打死光了”的话，在战场上无疑最刺耳。他拨马直冲，数合之间，一枪洞穿焦炳胸膛，随即带兵冲散余军，为黄忠打开活路。不得不说，这时的赵云，已不复年轻，却在乱军之中杀得干脆利落，照样一怒就有人丧命。

更惨烈的一幕，发生在韩德父子身上。韩德是魏方一员猛将，手使开山大斧，自负武艺过人，还带着四个精通骑射刀枪的儿子同阵出战。两军摆开阵势时，韩德仗着兵势，朝蜀军阵前痛骂，认定刘备是“反国之贼”，口气极尽轻蔑。

这番辱骂，很快点燃了赵云心里的火。他单枪匹马出阵，与韩德交锋几合，随即换了个打法，先取其子。长子韩瑛不敌，三合不到便被刺翻在地。其余三子见状，举刀执戟一拥而上，想凭人多反杀赵云，结果被他逐个击破，倒在枪下。

等到韩德回过神时，四子皆没于阵前，悲愤之下提斧再战。赵云并未多做纠缠，借着怒势连环进招，再次不过数合，一枪入体，将韩德送下战马。父子五人，前后不过片刻工夫，便一齐命丧黄沙，可见赵云怒极之时，出手何等狠厉。

从时间上看，这几场恶战，都发生在刘备集团苦苦争夺地盘、力量尚未稳定之际。赵云在军中的位置，已远高于早年的随营偏将，肩头责任自然也更重。每一次拔枪出阵，他不仅要为主公布一口气，更要用血性稳住己方士气。某种意义上，那几声怒喝，是给自己人听的。

横向对比赵云四次大怒，可以发现一个统一的“导火索”：无论是夏侯惇的轻侮，陈应对刘备的贬斥，还是焦炳、韩德等人的狂妄之语，几乎都对刘备的身份与正统性做了攻击。赵云每一次动怒，并非为了自己受了什么委屈，而是有人在阵前辱没主公名声。

不难看出，他心中有一道不能触碰的线：可以在战术上权衡利害，可以在城下权变收降，但对“君臣名分”，态度极为严苛。有人在阵前公开辱主，赵云的回应往往就是“以命相偿”，哪怕对方是带着整营部曲来的猛将，也一样。

有意思的是，赵云的怒，并不常见。多数时候，他在军中给人的印象仍是沉稳寡言，不争功名。看上去越温和的人，一旦真正动怒，往往越不留余地。夏侯惇能在赵云“怒火初起”时活着离开，陈应等人被抓后因再犯而伏法，韩德父子则在怒火最盛时一战全亡，这种差别，本身就折射出赵云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取舍。

谈到这里，那句老问题又浮上来：若博望坡一战，赵云不再受“诱敌”之约束，而是被允许与夏侯惇血战到底，结局会怎样？很多读者的直觉，是赵云必胜，甚至认为夏侯惇撑不过几十合。这种看法，未免也有些简单。

从《三国演义》的整体布局看，夏侯惇并非随手就能抛弃的小角色。他曾与吕布交手，虽略处下风，却并未被一击致命；关羽在曹营挂印封金前，也与他短兵相接，战至僵持，要靠张辽出来调停。换句话讲，夏侯惇在小说体系中，是可以与一流武将来往数十合的存在。

赵云在书中，单骑救主、长坂坡七进七出之名声，自然更盛。但真正平心而论，两人都是各自阵营里一等一的悍将，真要在平地放马，互不顾忌后方军令，单挑到分出胜负，结果难言轻易。环境、兵力、体力状态，乃至天气与地形，都会影响最后的结局。

正史对两人的个人武艺着墨不多，却能看出各自的地位。赵云随刘备入蜀、定汉中，官至征南将军，死后谥顺平；夏侯惇在曹操阵营中位列心腹，曾为镇东将军，参与镇守许都与诸多征伐。若按这种身份来推演，二人若各领同等兵马对阵，战场胜负，很可能不取决于哪一方更会舞枪弄棒，而在于谁更善于调度、谁更少犯错。

回到那四次大怒本身，可以看出赵云身上的一条清晰脉络：他既能在礼法与纪律中做人做事，也能在极端时刻放下温润，借怒气宣示军威。他对夏侯惇的“放过”，并非纯粹仁慈，而是服从战局的结果；对陈应、韩德等人的痛下杀手，也绝不只是脾气失控，而是军中规则的一种体现。

从这个角度再看“赵云能否杀掉夏侯惇”这一问题，答案并不单一。若只看兵器相交的一刻，两人胜负难分；若放在各自所处的战场环境与职责内去考量，赵云那一次没有杀他，反倒让博望坡一战更符合刘备阵营的整体利益。至于在同样条件下，究竟谁能笑到最后，留下这一点悬念，也未尝不是《三国演义》的一种巧妙安排。不同的读者，从自己心中的三国图景出发，自然会给出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