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

旧事新声 五位考古学家的集体记忆

* 本文系《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前言，标题为编者所拟

文丨陈星灿

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张光直这五位先生，是中国考古人类学界的代表人物，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名。

李济是中国考古学之父。中国人所从事的科学田野考古，自1926年他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开始。1928年以后，他把全部精力放在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上，终其一生未曾改变。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之后，他又在台湾大学开办考古人类学系，凌纯声、高去寻都是该系的教授，而张光直则是该系成立之后入学的第一批本科生。

李济（1896-1979）

凌纯声1929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旋即受聘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研究员（1933年转入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前往东北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中国学者从事民族学科学田野调查的开始。1934年因出版《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四，上下册，六九四页，插图三百三十二幅）而一举成名。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后，他差不多以一己之力，于1955年创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并主持中国古代文化与环太平洋各地土著文化的比较研究，发表大量论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凌纯声（1902-1981）

高去寻1934年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旋即入李济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安阳侯家庄殷王陵。史语所迁台后，他几乎摒弃了个人的研究，而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辑补梁思永先生侯家庄王陵发掘不足20万字的报告初稿上，到他1991年病逝，已经出版的侯家庄报告达七本之多，而且全部都是用辑补的字样印行。高去寻的人品风范于此可见一斑。他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终其一生，也以安阳殷墟的考古享誉国际考古学界。

高去寻（1910-1991）

夏鼐1935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在战火纷飞的1941年回到祖国。此后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从事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考古工作。1949年他没有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而是选择留在大陆，并主持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田野工作。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展和进步，与夏鼐的努力密不可分，他是海峡此岸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个人的研究除史前考古外，在汉唐、中西交通和科技考古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其所达到的国际影响也后来居上。

夏鼐（1910-1985）

张光直1954年毕业于台湾大学，1955年秋入哈佛大学深造。1960年毕业后即留在美国发展，在中国史前考古和商周考古学的综合研究、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他搭建起中西方考古学界交流的桥梁，把中国考古学的研究纳入西方考古学的语境和体系中去，为此奋斗一生。他一生任教于美国两所最知名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培育英才无数，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海峡两岸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张光直（1931-2001）

我生也晚，没有机会一睹前四位先生的风采。但是，与张光直先生有差不多十年的交往，通过他我也多多少少得闻前四位先生的逸闻趣事。如今得读五位先生的通信集，如同站在客厅的一角，默默地听他们对话，那情景是非常有趣的：

李济对张光直是慈父一般，对张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就像我们熟悉的那幅张光直站在李济后面的照片一样。他虽然很慈祥，但也很严厉。张光直真的是把李济看成父亲一样，尊敬他、崇拜他，但也有点怕他。

张光直与李济合影于台湾大学（1952年）

凌纯声虽然不是考古学家，但他对张光直的影响不亚于李济。他较张年长三十一岁，但是他没有李济的威严，对张从来都是称兄道弟，他的意见和建议也总是含蓄、委婉；他有长者的风范，更有手足一样的亲情。如果勉强比喻，也许可以把凌看成张的叔叔；叔侄的关系，有父子的亲情，却没有父子的礼数。

张光直随凌纯声参加台湾文化人类学调查（1952年）

自左至右：林明汉、唐美君、何廷瑞、凌纯声、李亦园、张光直、任先民

高去寻是张光直自称和他最亲近的一位老师。用张的话说，是良师，也是无话不说的益友。按年龄，高长张二十二岁，但是高平易近人，不唯对张一人如此，对他人也是这样。高仗义疏财，急公好义，总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所以张虽然对高非常尊敬，但高和张的关系，毋宁说更像兄弟。

张光直与台湾的师友在一起（1970年，台北）

自左至右：张光直、宋文薰、石璋如、李济、高去寻、李亦园

夏鼐长张光直二十一岁。张在1975年回大陆之前，没有见过夏鼐一面，但是对夏仰慕已久。所以自1973年第一封通信始，对夏始终以师礼待之。他们的通信开始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岁月，所以那个时候的夏鼐脸孔绷得紧紧的，甚至一脸苦相，就像我们所熟悉的当年的自己一样。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夏对张的称呼变了，关系密切了。虽然夏不曾做过张的老师，但是他们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夏最后致张的信，竟然是澄清自己生平的某些细节，请张为自己身后写生平之用。此情此景，令人伤感。

与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1975年，北京）

左二卢兆荫、左四张光直、左五夏鼐、左七安志敏、左八吉德炜、左九王世民

中国考古人类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受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门科学，但是比较而言，也是口述历史最少和学科史研究最为薄弱的一种。这几位大师级的人物，代表着中国考古人类学的发生、发展和壮大，因此这部通信集的内容，虽然只是八十年来中国考古人类学发展的某一个阶段甚至某一个片段的写照——前三位先生的来信，多写在张光直的留美求学时代和工作初期，跟夏的通信已在张成名之后——却因为写信人不同凡响的学术地位，反映了中国第一二代考古人类学家的思想、情感、研究取向和生存状态，张光直的成长之路也可在同这些先生的通信中显现出来，因而具有不可取代的史料价值。出版这部书信集，是读者之福，更是中国考古人类学界的幸事。

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和夏鼐的来信，完好地保存在张光直的家中或办公室里。张光直写给夏鼐的信，也因为复印机的恩赐而得以保存复印件。张光直去世后，他的夫人李卉清理张光直的遗物，把这些信件一一翻检出来，准备捐献给波士顿大学的东亚考古文化和历史国际研究中心。李卉是1953年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同是李济、凌纯声和高去寻的学生，对先生们的大师风范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如今由她把这些珍贵的通信整理出来，奉献给中国考古人类学界的学子和广大的读者，是我们尤其需要感谢的。

夏鼐致张光直函（1984年7月18日）

出版在即，拉杂书此，以为读者向导。

陈星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