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郭洪雷
一代有一代之文风，亦有一代之弊病。对文章写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习气，历代作者、学者多有总结和批判。仅明清两代，就有汪琬的《文戒示门人》、李绂的《古文辞禁八条》、章学诚的《古文十弊》等致力于此。及至近代，王葆心《古文辞通义》的“解蔽篇”，胪列为文之弊多达十四项。
古人的这些论述，对改进当今文艺创作中的文风问题不无裨益。特别是在算法、AI写作渗透日常生活的当下，要力戒《大唐新语》所批评的“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以及《古文辞通义》中批评的“剽窃前言，句摹字仿”之弊。
当今文艺创作中文风问题的形成，固然受到了科技发展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究其根本还是一个老问题：作者缺乏面向现实生活的耐心、勇气和能力。在有些人眼里，创作俨然成了纯技术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被技术和创意“屏蔽”于创作之外。作者一旦沉迷于技巧和手法操练，“剽窃前言”之病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笔者看来，重温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股》，对破除当今文风之弊依旧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从当时革命工作的实际出发，历数形式主义文风的八大“罪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要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破除不良文风对革命工作的消极影响。在文艺创作上，赵树理积极践行这一方法，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登记》《“锻炼锻炼”》《三里湾》等优秀作品。赵树理把自己这些小说叫作“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这种以生活为创作源泉的立场和态度，对救治当今文风之弊不失为一剂良药。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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