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健在的开国将帅只剩一位，102岁高龄，身体依旧健朗

很多人误以为开国将帅的名单在几年前就已彻底翻篇，但事实总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坚韧——在这个名为“开国将军”的庞大群体中，命运仍为我们保留了最后一位见证者。

他就在那里，百岁身躯硬朗如铁，像是历史特意留下的一枚活化石，独自守望着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

他是王扶之，共和国仅存的开国少将，也是那个年代里把“自行车骑成指挥部”的传奇人物。如今已是102岁高龄的他，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静默如钟，而他身上那道关于“生死”的阀门，曾被两只微不足道的苍蝇奇迹般地扣响。

如果说战争是绞肉机，那么王扶之的命，硬是不仅没被绞碎，还带着几分难以解释的玄学色彩。他的一生中有过很多次与死神擦肩，但没有任何一次像1952年夏天的朝鲜半岛那样，把“绝望”二字刻画得淋漓尽致。

那年8月，已是志愿军39军115师代师长的王扶之，正在坑道作战室里复盘战局。这本是一个寻常的战时早晨，直到那枚重磅航空炸弹如同死神的重锤，精准地砸向了洞顶。

“轰隆”一声闷响，不仅炸碎了岩层，更把王扶之和另外7名战友瞬间封死在了黑暗的地底深处。20多米厚的土层，那是生与死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

在那种极致的黑暗与窒息中，人的求生欲会被无限放大，也会被瞬间击垮。从昏迷中醒来的王扶之，身上压着巨石乱木，耳边是嗡嗡的耳鸣。他尝试呼喊，只有微弱的回音。

最初的几小时，那是他在绝境中的最后一次“指挥”——不是指挥战斗，而是指挥求生。因为身体被卡死无法动弹，他只能在黑暗中冷静地给还能发出声音的幸存者打气，一边清理身边的碎石，一边还要互相确认生命体征。

而在地面上，工兵连的铁锹都快挖断了。20个小时，30个小时……时间一点点吞噬着希望。甚至连老首长、当时的军长吴信泉都已经红着眼眶，无奈地向彭老总发去了“凶多吉少”的电报。得到的回复是那句后来被无数次提起的军令：“就算牺牲了，遗体也要运回祖国！”

绝望几乎笼罩了整个挖掘现场，直到那一幕如同电影情节般的画面出现——几名战士突然发现，从那个看似死寂的废墟缝隙里，竟然摇摇晃晃地飞出了两只苍蝇。

在那一刻，那两只浑身沾满尘土的虫子，就是天使。

“有苍蝇飞出来，说明下面有空气！甚至可能有活人！”这道逻辑闪电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挖掘速度成倍加快，终于，在距离爆炸发生整整38个小时后的深夜，王扶之被从土层里硬生生地“抢”了回来。

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给王扶之留下了一个终身不改的习惯：一辈子不打苍蝇。在别人眼里那是害虫，在他眼里，那是给他通风报信的“救命恩人”。

自那以后，王扶之便有了过两个生日的惯例，一个是娘胎里带来的，一个是苍蝇送回来的。

比起后来那些驾驶坦克、飞机的战斗故事，王扶之的早期军旅生涯里，有一段颇为“魔幻”的骑行史。在抗日战争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当别的指挥官策马扬鞭时，王扶之却是骑着一辆缴获来的日本自行车，载着新四军第3师的一颗“大脑”，在苏北的平原上飞驰。

这并不是因为他想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时任师长的黄克诚是个高度近视，眼镜度数深得几乎看不清马耳朵，骑马摔下来是常事。于是，身手矫健、在22团当作战参谋的王扶之，就成了师长的“专属司机”。

千万别小看这辆自行车。在1941年到1943年日寇疯狂扫荡的盐城、阜宁地区，这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车，实际上成了第3师的“流动司令部”。

那是真正在刀尖上骑行的日子。黄克诚虽然眼睛不好使，但战略眼光毒辣，他就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贴着王扶之的后背听取侦察员的战报，就在颠簸的车轮上下达一道道指令。

甚至在1943年春天的一次遭遇战中，特务营和鬼子拼起了刺刀，形势万分危急。距离火线仅200米的王扶之，硬是蹬着自行车，驮着黄克诚穿梭在枪林弹雨中转移。而在颠簸的后座上，黄克诚气定神闲地完成了兵力调度的口述命令，指挥附近的部队反包抄，一举粉碎了敌人的意图。

这段“车轮上的战友情”后来成了军中美谈。直到1981年，老战友张爱萍将军在新疆见到已是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扶之时，还要打趣他当年的车技。

在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年轻的王扶之把自己练成了“人车合一”的境界，他载着的不仅仅是一位首长，更是整个苏北抗日战场的指挥中枢。

虽然已是百岁瑞寿，面容慈祥，但若是翻开他年轻时的履历，你会发现这位老将军的骨子里全都是“硬茬”。

别看他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出头，当年参军时为了能混进红军队伍，硬是把12岁的年龄谎报成17岁。那个时候，这个陕北娃的想法简单得令人心疼——“想吃白面馒头”。但只要那是这支叫做红军的队伍，哪怕只能喝稀粥也值得跟。

谁能想到，就是这个连枪托都还没端稳的“红小鬼”，在参加红军仅几个月后的劳山战役里，就敢拿着一根木头削成的梭镖往上冲。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他还真就凭着这根木头棒子，从敌人手里夺下了一支真家伙。这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成了他后来战场的底色。

很多人都说王扶之是员儒将，脾气好，对部下宽厚。但这得分什么时候。在战场上，他是一块不折不扣的铁板。在攻打天津的战役中，他是主攻团团长。眼看着尖刀排的战士一批批倒在城墙下，红旗竖起又倒下，这位团长红了眼，直接抱着炸药包要亲自上。当警卫员死死抱住他不让去时，他喊出了那句令在场所有人胆寒又热血沸腾的话：“我要是死了，你就是团长！”

那天，他一连炸掉了三个碉堡，左腿被子弹打穿，但他硬是靠在护城河边的城墙根下，咬着牙坚持指挥直到胜利。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想吃馒头的放牛娃，而是一个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红旗插上城头的指挥官。

还有在朝鲜战场的马山阵地上，面对敌人无休止的疯狂反扑，营长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请求撤下来休整，哪怕是一会儿。他深知战争残酷逻辑后的决断——在那样的情况下，撤退就是活靶子，只有钉死在阵地上，才有活路。那个营最终扛住了16次猛攻，奇迹般地守住了阵地。

光阴如同一把最锋利的刻刀，将曾经的那些热血、硝烟和呐喊，一点点雕琢成了王扶之脸上的皱纹。

14岁就因为不满换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想当“逃兵”，被上了一堂关于“红心在内不在外”的党课后，他便再也没有动摇过。平型关大雨夜的泥泞路、平原上飞转的自行车轮、天津城下的炸药包、朝鲜深山里那38小时的黑暗……这一切，都成了他生命拼图中不可或缺的碎片。

到了晚年，老将军依然保持着那份独特的“忙碌”。每天必须要看新闻、读报纸，仿佛还在分析某种天下大势。

而当他铺开宣纸拿起毛笔时，写得最多的，往往不是那些宏大的诗词，而是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名字。

那是他的战友。

他清楚地记得张三是哪里人，李四是在哪场战斗倒下的，王五当时是个什么职位。虽然那个曾经由上千颗将星组成的璀璨星河，如今在人间只剩下他這一颗还在闪烁，但在王扶之的笔下，那些早就消散在历史烟云里的面孔，从未离去。

作为目前唯一健在的开国将帅，102岁的王扶之不只是在呼吸，他是在替那一代人呼吸，替那一代人看着如今这锦绣河山。

他胸前那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勋章，折射出的不只是个人的荣耀，更是一整部波澜壮阔的现代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