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我赴港追债，老板坠楼身亡，他妻子把公司和女儿托付给我

1997年夏，南海的湿热空气裹着工业区的机油味，扑在佛山顺德“宏发电器厂”的铁皮屋顶上。老板拍着我肩膀，指节因用力而发白：“阿明，280万，是全厂三百多号人的半年口粮，你务必给我拿回来。”

我叫陈明，厂里的销售主管，跟着老板干了五年，从送货小弟做到主管。手里那张泛黄的对账单，欠款人是香港“盛达贸易”的陈国梁——一年前订了大批电风扇和变压器，货发了，钱却拖到了金融风暴。

280万，在97年的珠三角乡镇，能盖三栋厂房，能让几百个家庭安稳度日。我揣着单程证、对账单和老板塞的五百块现金，登上了去香港的火车。临行前，妻子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她连夜煮的茶叶蛋：“遇事别冲动，活着回来。”

罗湖口岸人声鼎沸，我攥着布包，后背早被汗水浸透。身边的人非富即贵，穿西装的老板捏着大哥大，打扮光鲜的女人挎着名牌包，只有我，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背着帆布包，像个误入繁华的异类。

火车驶入香港，高楼从窗外拔地而起，霓虹灯牌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次第亮起，粤语叫卖声、汽车鸣笛声混在一起，让我头晕目眩。按着地址找到油麻地的写字楼时，已经是下午三点。

“盛达贸易”的招牌藏在二楼，被隔壁的KTV霓虹灯映得发暗。电梯狭小闷热，上升时的失重感让我心慌。前台是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文员，头也没抬：“预约咗未？”

“我找陈国梁先生，顺德宏发的，来对账。”我的粤语带着浓重的佛山口音，刚说完就引来周围职员的侧目。

文员打了个内线，挂了电话后撇撇嘴：“陈生好忙，唔得闲见你，下次再来啦。”

“我等。”我没走，坐在写字楼门口的报刊亭旁，买了一瓶矿泉水，从布包里掏出茶叶蛋，就着水慢慢吃。报刊亭老板是个热心的阿婆，见我一直等，递来一把塑料凳：“靓仔，等谁啊？盛达的陈生？佢最近好少来公司啦。”

我心里一沉，追问下去，阿婆才说：“听讲佢投资地产蚀咗本，欠咗好多钱，连写字楼租金都快交不起咯。”

我在报刊亭旁守了三天。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走，吃的是最便宜的叉烧饭，住的是每晚三十块的大通铺，和一群来香港打零工的同乡挤在一起。

第三天傍晚，终于看到一个穿着灰色西装、头发花白的男人走出写字楼。他背微驼，眼窝深陷，正是对账单上签名的陈国梁。

“陈老板！”我冲上去拦住他。

陈国梁吓了一跳，看清是我后，脸色瞬间惨白：“你……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要账。”我盯着他的眼睛，“280万，我们厂等钱发工资。”

他踉跄着后退一步，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掏出烟，手抖得划不着火：“兄弟，再宽限我几天，我正在凑钱……”

“宽限？”我想起厂里工人期盼的眼神，声音不自觉提高，“货发了一年，你从春天拖到夏天，现在金融风暴来了，你让我们怎么活？”

周围有人驻足围观，陈国梁的脸涨得通红，又瞬间变得灰败：“到我家谈，别在这里。”

他住观塘顺天邨，一栋三十层高的公共屋邨。楼道里堆满杂物，弥漫着饭菜味和霉味。进了屋，我才发现家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张旧家具，一个清瘦的女人端着水杯出来，眼神里满是疲惫——是他妻子苏婉清。

“阿梁，这是？”

“顺德来要账的。”陈国梁瘫坐在沙发上，“我没辙了，股市蚀了本，地产被套，高利贷还催得紧……”

“高利贷？”我心里咯噔一下。

“欠了他们四百万。”苏婉清的声音带着哭腔，“他们说再不还钱，就对我们父女俩下手。”

这时，一个穿校服的女孩从房间里走出来，扎着低马尾，眼神怯生生的——是他们的女儿晓雯，今年十六岁。她看到我，下意识地躲到了母亲身后。

我看着这一家子的窘境，心里的火气消了大半。我掏出对账单：“陈老板，我不要全款，先还一百万，剩下的我跟厂里商量分期。”

陈国梁猛地抬头，眼里闪过一丝希望：“真的？我……我明天给你答复。”

第二天中午，我在约定的茶餐厅等了一个小时，陈国梁始终没来。正当我准备去顺天邨找他时，茶餐厅的电视里插播了紧急新闻：“今日上午十一时许，观塘顺天邨一名中年男子从三十楼堕下，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初步判断为自杀，死者身份初步确认为何国梁（新闻口误）……”

画面里，顺天邨楼下围满了人，地上盖着白布，旁边散落着一副眼镜——和陈国梁昨天戴的一模一样。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手里的冻柠茶泼了一地。我疯了一样冲进警察局，录口供时，警察问我是否威胁过死者，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我只是要账，没想过会逼死他。

走出警局，天已经黑了。我在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像个孤魂野鬼。布包里的对账单变得沉重无比，280万，一条人命，这笔账我怎么也算不清。

第三天，一个陌生电话打到了我借住的大通铺座机上，是苏婉清。我们约在尖沙咀的一家咖啡馆，她穿着一身黑衣服，眼窝深陷，比前天苍老了十岁。

“陈先生，阿梁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们厂。”她递过来一个文件夹和一串钥匙，“这是盛达贸易的营业执照、银行账户和仓库钥匙，从今天起，公司是你的了。”

我愣住了：“苏女士，我不能要，我只是来要账的。”

“你必须要。”她的语气不容置疑，“公司欠你们280万，还欠高利贷四百万。阿梁走了，高利贷的人会来找我和晓雯。你是法人，他们只会找你。”

“可我只是个打工的，怎么斗得过高利贷？”

“你能一个人从佛山来香港要账，能等陈国梁三天，你就比他能扛。”苏婉清的眼泪掉了下来，“公司仓库里有一批货，是阿梁最后进的随身听，价值应该够还你们的钱。另外，我求你，照顾晓雯到成年，她才十六岁，不能没人管。”

我看着她，又想起昨天电视里的白布，心里像被重物砸中。一个空壳公司，四百万高利贷，一批不明底细的货，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命运把这些沉甸甸的担子，突然压在了我这个外来者身上。

“好。”我听见自己说，“我答应你。”

拿到钥匙的第二天，我去了青衣的货柜码头仓库。巨大的仓库里，只有一堆用帆布盖着的货物。掀开帆布，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箱，上面印着“Star随身听”的字样。

我打开一箱，随身听崭新发亮，看起来和市面上的正品没区别。接上电源，能开机，能放歌，音质还不错。可陈国梁为什么不卖了还债？

我仔细检查，发现纸箱里没有报关单，机身的序列号也很模糊。一个念头闪过：这是走私货。如果真是这样，一旦被海关查到，我不仅拿不到钱，还得坐牢。

我蹲在仓库里，抽了半包烟。高利贷催得紧，厂里等着钱，晓雯需要照顾，我没有退路。只能赌一把，把这批货卖出去。

我先去了深圳华强北。97年的华强北，到处是工地和电子档口，鱼龙混杂。我背着样机跑了几十家档口，老板们要么嫌是走私货不敢要，要么只肯出两百一台。

就在我绝望时，一个留着山羊胡的中年男人拦住了我，他叫老周，专门做东南亚外贸生意。“这货我要了，三百五一台。”他翻看了随身听的内部零件，“ZORAN的芯片，耐用，东南亚那边正好缺这种便宜货。”

三百五一台，一千台就是三十五万，不够。我咬咬牙：“我有五千台，最低四百一台，货从香港直接出。”

老周犹豫了半天，最终点头：“成交，先付三成定金，货到装船付尾款。”

拿到十五万定金时，我的手都在抖。这是我来香港后，第一次看到希望。

回到香港，我第一时间去找了高利贷的头目——刀疤强。他坐在尖沙咀的一家赌场里，光着膀子，胸口纹着青龙，身边围着几个小弟。

“陈国梁欠的四百万，现在该你还了。”刀疤强把玩着手里的骰子，眼神阴狠。

“我没那么多钱，但我能还。”我把十五万现金拍在桌上，“这是第一笔，一个月后再还五十万，剩下的分期，一年还清。”

刀疤强拿起一沓钱，掂量了一下：“你小子有种，敢跟我讨价还价？”

“我要是死了，你一分钱都拿不到。”我直视着他，“我手里有一批货，卖了就能还钱。但你得保证，不准骚扰苏女士和晓雯。”

刀疤强沉默了片刻，挥了挥手：“可以。但一个月后见不到五十万，后果你知道。”

走出赌场，我后背全是冷汗。我把十五万中的十万汇回厂里，老板在电话里哭着说：“阿明，你真是我们厂的救命恩人！”

剩下的五万，我用来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在九龙塘。我去顺天邨接晓雯时，她姨妈的态度截然不同，又是倒茶又是递水果——苏婉清已经把晓雯的生活费交给了她。

晓雯收拾了一个小小的行李箱，低着头跟我走。路上，她突然说：“是你逼死我爸爸的。”

我的脚步顿住，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对不起。”

“我不要你的对不起。”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倔强地没掉眼泪，“我会自己照顾自己，不用你管。”

搬进新家后，我们像两个陌生人。我每天跑仓库、联系老周发货，处理盛达贸易的烂摊子——欠的水电费、员工工资，一点点补齐。晓雯每天上学，放学就躲在房间里，吃饭时也只是默默扒饭，从不跟我说话。

有一次，我发烧到39度，躺在床上起不来。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给我盖了被子，又端来一杯温水和退烧药。睁开眼，看到晓雯站在床边，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敌意，多了一丝担忧。

“这是我妈留下的退烧药，吃了会好点。”她说完，转身就要走。

“晓雯，谢谢。”我叫住她。

她停在门口，没回头：“我只是不想你死在这，没人给我交学费。”

我笑了笑，心里却暖了。那天之后，我们的关系慢慢缓和。她会在我加班晚归时，把饭菜热好；我会在她放学时，顺路去学校接她。有一次，她数学考了全班第一，偷偷把成绩单放在我桌上，我看到后，给她买了她最想吃的芒果班戟。

“阿明哥，”她第一次这么叫我，“我爸爸以前的生意伙伴，有几个是做电子配件的，我记得他们的电话。”

我眼睛一亮。盛达贸易空有招牌，没有业务，要想长久活下去，必须有新的生意。晓雯给了我一张名单，上面有五个名字和电话。

我一个个打过去，前四个不是挂电话就是敷衍，直到打到最后一个——黄叔。他是陈国梁的发小，做电子元件出口的。“阿梁的事我听说了。”黄叔的声音很温和，“他以前想跟大陆合作做充电器，计划书都写好了，可惜没来得及做。”

“黄叔，我想跟你合作。”我说。

“我信阿梁的眼光，也信你。”黄叔一口答应，“我出渠道和设计，你在大陆找工厂生产，我们分成。”

和黄叔的合作异常顺利。我回佛山找了家靠谱的电子厂，生产的充电器性价比高，很快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第一批货卖出去，就赚了八十万。

我还清了刀疤强的五十万，又汇了一百万回厂里。老板特意给我寄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诚信为本，仗义疏财”。

一年后，我还清了所有高利贷。刀疤强拍着我的肩膀：“陈生，以后在香港有事，报我的名字。”我只是笑了笑，我知道，真正能靠的，只有自己。

晓雯考上了香港的女子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不再提过去的伤痛，偶尔会跟我聊起她爸爸：“我爸爸其实很努力，只是运气不好。”

“是啊，”我说，“他只是选错了路。”

1999年，苏婉清从加拿大回来。我们在律师楼办了交接手续，我把盛达贸易的股份还给了晓雯，自己成了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陈先生，谢谢你。”苏婉清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晓雯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有你的报酬。”

“不用了。”我把信封推回去，“晓雯的学费我已经交了，报酬就当是我给公司的投资。”

走出律师楼，香港的阳光正好。我站在中环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想起两年前那个惶恐不安的佛山仔，恍如隔世。

传呼机响了，是晓雯发来的信息：“阿明哥，谢谢你，以后我会帮爸爸把公司做好。”

我笑着回了一句：“好，我等你。”

手里的大哥大响起，是厂里老板的电话：“阿明，今年的分红给你留着，回来我们好好聚聚！”

挂了电话，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满是自由和希望的味道。97年，我来香港追债，以为是绝境，没想到，命运给我开了一扇窗。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像亲人一样的晓雯，还有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原来，人生没有绝路，只要肯扛，肯拼，就能在绝境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