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8月登基21岁驾崩，在位13年，为昭宣中兴奠定了根基

前74年，长安未央宫忽然传出噩耗：汉昭帝刘弗陵，21岁就走了。

可你别急着叹气，这位皇帝8岁登基时，龙椅还没坐热，朝堂就像个火药桶：

霍光在旁边掌国政，上官桀、桑弘羊、鄂邑长公主、燕王刘旦却在暗处磨刀，嘴上喊“清君侧”，心里盘算的却是“换皇帝”。

更要命的是，武帝晚年把天下耗得见底，百姓喘不过气。

一个少年天子，怎么在刀尖上稳住大汉，还给“昭宣中兴”打下地基？

21岁停在平陵——一个“短命皇帝”的反差开场

前74年，长安城很安静。

未央宫里传出的消息却很重——汉昭帝刘弗陵崩，年仅二十一岁。

如果只看寿命，刘弗陵在西汉皇帝里几乎垫底；如果只看在位时间，十三年也谈不上漫长。

问题在于：就是这十三年，恰好夹在两个极端之间。

前面，是汉武帝后期的高度紧绷与全面透支；后面，是汉宣帝时期被后世反复称道的“昭宣中兴”。

也正因为夹在中间，昭帝长期被忽略。

可一旦把时间轴拉直，你会发现一个很反常的现象：

昭帝时代，既没有大规模对外战争，也没有显赫的新功业，却偏偏完成了最难的一件事。

让一个几乎失控的帝国，重新回到可持续运的轨道上。

要理解这一点，得先回到他的终点。

昭帝死后，葬于平陵，谥号“孝昭”。

从制度层面看，这是一个再标准不过的结局；但从政治现实看，这个结局本身就意味着一件事：西汉政权在他手里，没有发生断裂。

要知道，他登基时只有八岁。

在西汉这样一个高度集权、又长期依赖个人决断的皇权体制中，幼主本身就意味着巨大风险：

皇帝不能独立裁决；

政令必须经由辅政集团；

任何一次权力失衡，都可能演变为换皇帝。

换句话说，昭帝的十三年，并不是在建功立业，而是在不停拆雷。

因为昭帝接手的，并不是一个正常运转的帝国，而是一个刚刚经历巫蛊之祸、继承秩序被打碎、政治结构高度敏感的危险局面。

接下来要看的，不是他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一个八岁孩子坐在皇位上的时代，这个国家是怎么被勉强稳住的。

而这一切，得从他登基那一天说起。

巫蛊之后的皇位归属——从太子空缺到幼主即位

要理解汉昭帝刘弗陵为何会以八岁之身登上皇位，时间必须往前推，推到汉武帝晚年那场彻底改变继承格局的政治风暴——巫蛊之祸。

汉武帝刘彻在位后期，太子之位原本并不模糊。太子刘据监国多年，朝野对其继承地位并无根本争议。

但巫蛊之祸爆发后，刘据兵败自杀，太子体系随之崩解，皇位继承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空窗期”。

这场变故的影响，并不止于一位太子的死亡。

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

原本成熟、稳定的继承方案被彻底否定；

宗室诸王重新进入潜在继承者的视野；

而汉武帝本人，也不得不在极短时间内，重新评估谁可以接班。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年幼的刘弗陵被选中。

从资料可以看出，这一选择并非顺位，而是一种现实条件下的最优解：

一方面，刘弗陵出身明确，血统无可置疑；

另一方面，他虽然年纪尚幼，但聪明伶俐，体格健壮，很像汉武帝年轻时候的自己， 因而深得汉武帝喜欢。遂有意将其立为太子。

随后发生的两件事，逻辑是连贯的。

一是对钩弋夫人的处理。

钩弋夫人作为太子生母，被赐死，史书明确指向立子杀母的制度传统，其核心目的在于防止外戚因皇帝年幼而干政。

二是辅政体系的明确建立。

在汉武帝病重之际，明确安排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共同辅政，其出发点非常清晰：

皇帝年幼，必须由经验丰富、各掌要害的大臣协助处理政务；通过多人并立避免权力过早集中于单一集团。

因此，昭帝的即位，并不是意外推上去的孩子皇帝，而是在巫蛊之祸打碎原有继承秩序后，一套谨慎设计的继承与过渡方案。

这一点非常关键。

昭帝所面对的政治现实，不是皇位不稳，而是：皇位已经确定，但如何在幼主在位期间，维持朝廷运转与权力平衡。

但问题是：皇位已定，这套辅政结构，能不能长期稳定运行？

辅政并立到权力失衡——裂缝，是从“人心不同”开始的

昭帝即位之初，朝廷表面上显得格外稳。

辅政格局已经明确：由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共同辅佐，分掌军政与财政要害。

从制度设计上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多人辅政、相互牵制的安排，其目标只有一个——保证幼主在位期间，政权不被任何一方迅速吞并。

但现实很快证明：制度只能分权，并不能确保矛盾不能激化。

在汉武帝在世时，这些矛盾被压在同一面权威之下；可一旦皇帝变成八岁的昭帝，谁来定夺的问题就无法回避。

关键转折，出现在金日磾去世之后。

金日磾在辅政集团中，扮演的是独特的制衡器的角色。

当他去世后，原本尚可维持的平衡被打破，霍光在朝中的分量迅速上升，开始成为事实上的核心决策者。

随着霍光地位上升，上官桀一系的焦虑也同步加深。

上官桀既掌军职，又通过婚姻关系与宫廷产生联系，他很清楚：一旦霍光在辅政体系中形成不可撼动的优势，自己与其背后的势力，未来将很难再有空间。

于是，辅政的分工合作，开始向阵营对立转化。

朝廷表面依旧运转，但水面之下，权力的重新分配已经启动。

而当辅政矛盾无法通过内部调解解决时，目光自然转向了更高层级的变量——宗室。

从“清君侧”到“动皇位”——宗室、外戚与政变的合流

辅政体系一旦失衡，问题就不再只是谁说了算，而会迅速升级为——这套结构还能不能继续存在。

在霍光地位日益稳固的同时，另一条线开始在暗处成形，这条线的核心人物，不在辅政名单之内，却始终对皇位保持着高度关注——宗室诸王。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人，是燕王刘旦。

刘旦是汉武帝之子，论血统、论年龄、论资历，都远在昭帝之上。

巫蛊之祸后，太子体系崩解，皇位曾短暂进入重新选择的阶段；

最终由年幼的刘弗陵即位，本身就意味着：宗室诸王被整体排除在继承序列之外。

这一结果，在制度上已经尘埃落定，但在心理层面，却并未真正消化。

太子刘据兵败自杀后，刘旦以自己年长自居，早觊觎太子之位，昭帝的存在，不只是一个已经登基的皇帝，更是一道横亘在自己与皇位之间的现实屏障。

而霍光，则是这道屏障最关键的支撑者。

于是，矛盾开始汇合。

一方面，是对霍光权力不断集中的不满；

另一方面，是宗室对被排除在继承之外的不甘；

再加上朝中部分旧臣对霍光独揽大权的警惕，这些情绪，逐渐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出口。

这个出口，就是清君侧。

于是，霍光的政敌鄂邑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与燕王勾结谋乱，借助清君侧的名义，试图改变现有格局。

但在具体逻辑中，清君侧只是手段，真正的目标，是杀掉霍光，废掉汉昭帝。

到这一步，问题已经不再是辅政方式之争，而是：皇位是否还能继续维持。

政变的轮廓，已经清晰。

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方向走下去。

关键转折点，在于汉昭帝刘弗陵对局势的判断。

史料显示，在上官桀、桑弘羊等群臣一同试图以霍光专权、威胁社稷为由，威胁昭帝下诏诛除霍光时，昭帝并未顺势而为，因为他看穿了他们的阴谋。

上官桀、桑弘羊等人的阴谋被揭穿后，准备发动武装政变，结果被汉昭帝和霍光先发制人，将他们逮捕起来后诛灭其家族。

燕王刘旦的企图也随之破产。后与鄂邑长公主先后自杀身亡。

政变被平定之后，朝廷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辅政权力不再处于拉锯状态，霍光的辅政地位得到稳固，逐渐独揽大权；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也被再次确认。

前74年，昭帝病逝，年仅二十一岁。这一年，他在位整整十三年。

从时间长度看，这并不是一个完整人生的皇帝；甚至连亲政的高光时刻都很难找到。

但从政治阶段看，他恰好完成了一个阶段该完成的全部任务。

首先，是国家运行状态的改变。

到昭帝晚年，西汉已经明显走出武帝后期的极度紧绷状态：

对外用兵趋于克制；

财政政策不再一味扩张汲取；

朝廷允许并完成了对既有制度的公开讨论与调整。

这些变化，并不会在短期内立刻转化为盛世景象，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指向长期可持续。

也正因为如此，昭帝去世后，朝廷才能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迎来新的继承者——汉宣帝刘询。

宣帝后来所展现出的政治才能、治理成效，往往被归功于个人能力；

但从结构上看，他之所以有空间施政，正是因为昭帝已经完成了最困难、却最不显眼的那一步：把一个刚从剧烈震荡中走出来的帝国，稳稳放回正轨。

所以，回头再看汉昭帝的一生。

一个八岁登基、二十一岁离世的皇帝，在最容易出事的十三年里，没有让国家出事。

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难度的成功。

参考信源：
华迪威. 野心家的布局：昭、宣继位与霍光辅政新研[J]. 秦汉研究, 2022, (01): 145-153.
《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