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一个坚定的守护者（三）

工厂经历

在那个年代，农村人想要“农转非”，成为国家企业的正式职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个机会，该如何抉择呢？当时，大姑已经出嫁，叔叔和二姑、三姑都还未成年。父亲反复权衡后，只能选择离开自己干了八年的农村教师岗位，前往邢台县第一棉油厂上班。

父亲上班的工厂就在邻村（会宁）村东，离家不远，回家也很方便。厂里得知父亲原来是小学老师，有文化，就没直接安排他到基层岗位从事工人工作。只是在各个车间、班组熟悉了一下基本情况后，就主要从事工人文化教育和基本培训的工作。再到后来被厂长调到办公室从事一些文案工作，也经常协助厂领导处理一些管理上的事务。

那时候的油棉厂主要是负责夏秋季节收购当地的棉花，经过梳棉、脱绒、榨油等工艺，将棉花加工成棉绒给纺纱厂纺纱织布，再将剩下的棉籽榨成棉籽油卖出去。每年到收棉花的夏秋时节，当地十里八乡的农民都要把从地里摘下来的棉花包成大包，赶着牛车、驴车、骡子车排队送到棉油厂卖钱。

收棉花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给棉花过磅、定级，棉花的级别分为特等、一等、二等和三等，给的价格也因为等级不同而有不小差异。当时查验棉花最后定级都是由人工查验的，有很大的弹性空间。所以，去送棉花的人都想找个熟人，让自己送去棉花早点交验，最重要的就是能验个好点儿的级别。那时候，本村的人和亲戚朋友没少找父亲帮忙交棉花，但父亲当时并没在重要岗位上，也没那么大的权利，可熟人委托，也不好直接拒绝，只能在力所能及又不犯错误的范围内尽量帮忙。当然，也有达不到个别请托人满意的时候，免不了被人记恨。不过，他在厂里的工作应该是干得很不错。因为我记得八十年代末，每年他都会把一张写着“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带回家，订在墙上。

再到后来，大约在1989年前后，县第一棉油厂的董姓厂长与吴姓副厂长之间产生了矛盾。两人互不服气，争斗得十分激烈。父亲由于在领导身边工作，也被迫卷入了这场纷争。吴副厂长想将父亲视为自己的心腹，曾在下班后特意来到父亲家中，希望父亲能协助他撰写举报材料，向上级告发厂长。父亲委婉地拒绝了他。实际上，当时的董厂长对父亲也颇为赏识，甚至有意将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然而，后来吴副厂长向上级举报了董厂长，却未能成功扳倒对方。最终，吴副厂长被迫调到了一个位置十分偏远的其他单位。不幸的是，董厂长对父亲也产生了怀疑，误以为父亲在吴副厂长告状的事情中提供了帮助。就这样，父亲在单位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不再受到领导的重用。

恰好当时县供销社联社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计划在城东新建邢台县第二棉油厂，并要从第一棉油厂抽调部分骨干人员参与新厂的组建。借此机会，父亲主动申请调到了县第二棉油厂，开始了自己新的工作历程。

棉油厂劳动现场

邢台县第二棉油厂坐落在邢台城东的晏家屯乡南王段村旁，距离家大约三十多里路。从这时起，父亲回家就不太方便了。

到了新单位后，甄长贵厂长对父亲颇为器重，先后安排他负责供销、管理业务，后来还提拔他担任厂里最重要的业务股股长，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在此期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评为助理经济师。

在工作中，父亲是个极为讲原则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胆小怕事”。对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贪污腐败、请客送礼、以权谋私等不良现象，他极为反感。他不仅自己坚决不参与，即便领导或同事有类似不恰当的越界行为，他也毫不容忍，会当面指出，有时甚至让对方感到难堪。

棉油厂的副产品——肥皂

有一次，来厂里办事的人偷偷将整捆的人民币塞进烟盒，私下送到父亲办公室。父亲发现后，直接将对方轰了出去，还把带来的礼物一并扔到了院子里。在工厂担任领导的那几年，要说有什么“过失”，父亲最多就是偶尔接受过别人的几次宴请，抽过别人几根烟，其他方面确实没有任何经济问题。

他为人诚实本分，自尊心很强，从不向上级阿谀奉承、吹吹捧捧，甚至从不会轻易低头认错，更不会趋炎附势、投机取巧、损公肥私。他始终一心为公，照章办事，坚守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底线。

八十年代工厂下班的场景

那几年，父亲也到了最忙碌的时候。他管事多、工作重，需要应酬的饭局酒局也多了起来。工厂附近的村子逢庙会，厂里的工人，或是有事情想请父亲帮忙的当地人，都会邀请他去家里喝酒。有好几次，他都喝得酩酊大醉，胃也因此渐渐喝坏了。

也就是第二棉油厂工作期间，父亲还把三姨夫介绍到自己所在厂子里当合同工。三姨夫那时候毕竟年轻，工作中难免会出错，也可能和同事闹矛盾。父亲对这个妹夫从来没有袒护过，每次都是绝对的批评训斥，关键是批评自己人时根本不讲究方式方法，那是丝毫不留情面，甚至有点过分。不过幸好，三姨夫是个不记仇的人，他始终对父亲尊敬有加。

1994年前后，市场经济的浪潮终于涌入了邢台这片古老的大地。像棉油厂这种在过去特殊时期成立的老国企和集体企业都面临又一次历史的选择，企业突然没了国家计划经济条件下上级下派的固定订单，就像一个还没学会游泳的人一下子被丢进了深不见底的河里。当时的厂领导也曾尝试自力更生，也曾研究上马新项目努力自救，但怎奈能力有限，市场无情，只能眼睁睁看着昔日红红火火的拥有几百人的工厂业务逐月下滑，账面上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厂里便只能开始不断减产裁员，先辞退临时工，再解雇合同工，到后来彻底停产后，像父亲这样为数不多的原来当领导的正式工也开始被编入了留守看门的队伍之中。又凑合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棉油厂彻底倒闭了。46岁的父亲也开始正式下岗待业，厂里不再给发放任何工资或补贴，连基本的生活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