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走之前挺玄的，去世前三天，突然起来走路了

我这辈子遇到过两件让我记一辈子的事儿，一件是二十二岁那年救了个港商，另一件就是我爸走之前那三天，明明瘫在床上大半年的人，突然就能下地走路了。这两件事儿八竿子打不着，可偏偏就这么串着，串成了我后半辈子一想起来就心口发闷的念想。

先说说救港商那回吧，九二年，我刚从乡下老家跑到深圳打工，在工地上搬砖，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晚上就跟几个工友挤在工地旁边的铁皮棚子里。那时候的深圳乱得很，晚上出门都得攥着块砖头，生怕遇上抢钱的。

那天我加了个夜班，十点多才往棚子走，刚拐进一条小巷子，就听见前头有动静。是那种闷哼声，还有棍子打在肉上的声音。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想掉头跑，可又听见有人喊“救命”，是个挺斯文的声音，不像我们这种粗人。

我壮着胆子往前挪了两步，借着月光看见三个小子围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打，那男人看着四十来岁，戴个金丝眼镜，已经被打得蜷在地上了，手里还死死护着一个黑色的皮包。那三个小子嘴里骂骂咧咧的，说什么“叫你不给钱”“港商了不起啊”。

我那时候年轻，一股子愣劲儿上来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捡起脚边的半截砖头就冲了上去，大喊一声“警察来了”。那三个小子也是做贼心虚，听见这话，扭头就跑。我其实也怕得要死，手心全是汗，等他们跑远了，才敢走到那男人身边。

他挣扎着坐起来，眼镜都碎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对着我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把他扶起来，问他要不要去医院，他摆摆手，说不用，只是皮外伤，又说自己是来内地谈生意的港商，叫陈启明，不知道怎么得罪了人。

我把他带回我们的铁皮棚子，工友们都睡了，我找了点碘酒给他擦伤口，又泡了碗方便面给他。他吃着面，眼泪就掉下来了，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想到能遇上我这么个好人。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半宿，他说他在香港有家室，但是在内地有个相好的，叫阿珍，是个广州姑娘，跟了他三年，他这次来本来是想带阿珍走的，没想到出了这事儿。他说那些人肯定还会找他麻烦，他得赶紧走，但是放心不下阿珍。

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突然抓住我的手，眼神特别恳切，说：“小兄弟，我知道这个请求很过分，但是我实在没办法了。阿珍在这边没什么亲人，我走了之后，你能不能帮我照看她一下？不用你做什么，就是让她别受欺负就行。”

我当时愣了一下，说实话，我一个穷小子，自己都顾不上自己，怎么照看别人？但是看着他那模样，我又不忍心拒绝，就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陈启明就走了，走之前给我留了五千块钱，还有阿珍的地址。他说等他到了香港，会想办法联系阿珍，接她过去。我拿着那五千块钱，手都抖了，那时候我在工地上干一个月才挣三百多。

我按着地址找到了阿珍，她是个特别温柔的姑娘，说话细声细气的，知道陈启明走了之后，眼圈红了，但是没哭。我把陈启明的话告诉她，她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

从那之后，我就偶尔去看看她，她开了个小花店，生意不算好，但也能勉强糊口。我那时候穷，没什么能帮她的，就偶尔帮她搬搬花，修修窗户。她也从不跟我提陈启明，我们就这么不咸不淡地处着，像朋友，又像亲人。

后来过了半年，陈启明突然给我来了封信，说他在香港出了点事儿，暂时没法接阿珍过去了，让我再帮他照看一阵子。我回了信，说放心吧。

可谁知道，这一照看，就是一辈子。

陈启明再也没回过信，也再也没出现过。阿珍也没再问过他的消息，只是把花店开得越来越大，后来还开了分店。她没再找别的男人，我也一直单身。我们俩就这么互相陪着，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再后来，我爸妈从老家来了深圳，我爸身体一直不好，年轻的时候在地里累坏了腰，来了之后，就天天在家看看电视，溜溜弯。我妈总念叨，说我老大不小了，该成家了，我每次都笑笑不说话。阿珍也总劝我，说别耽误了自己，我也只是摇摇头。

我知道，我和阿珍之间，不是爱情，是一种超越了爱情的东西，是陈启明当年那一句托付，把我们俩拴在了一起。

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转眼就到了二零二零年，我爸八十三了，身体越来越差，有一天突然摔了一跤，就瘫在床上了。

医生说，是脑出血，就算救过来，也只能瘫着了。

我把爸接回了家，阿珍也天天过来帮忙照顾，喂饭、擦身、换尿布，她从来没嫌过脏，没嫌过累。我妈身体也不好，大部分的活儿，都是我和阿珍在干。

我爸瘫在床上的大半年里，意识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就看着我和阿珍，眼神里满是愧疚，说拖累我们了。糊涂的时候，就喊我妈的名字，喊我小时候的乳名。

那大半年，我累得整个人都瘦了一圈，有时候看着爸躺在床上的样子，心里就特别难受，我总想着，要是爸能站起来，哪怕就站一分钟，也好啊。

奇迹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我爸走的前三天，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端着早饭走进爸的房间，刚想喊他吃饭，就看见他坐在床边，两只脚在地上晃悠。

我当时手里的碗“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粥洒了一地。我妈和阿珍听见声音，也跑了进来，看见爸那样，也都愣住了。

爸看见我们，笑了笑，说：“我想起来走走。”

我赶紧跑过去，扶住他，说：“爸，你行吗？”

爸点点头，说：“行，我觉得浑身有劲。”

我小心翼翼地扶着他，他竟然真的站了起来，还往前挪了两步。虽然走得摇摇晃晃的，但是确确实实是走了。

我妈当时就哭了，阿珍也红了眼圈，说：“叔这是好起来了。”

那三天，爸每天都起来走一会儿，精神头特别好，还能跟我们唠唠嗑，说他年轻时候的事儿，说我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事儿。

我心里特别高兴，以为爸真的好起来了，还想着等他再恢复恢复，带他去公园转转。

可我没想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

第三天晚上，爸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和阿珍，突然说：“我知道，你俩这辈子，都是为了别人活的。阿珍啊，谢谢你照顾我这么久。儿子啊，别太苦了自己。”

说完这话，他就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我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已经没气了。

我妈哭得晕了过去，阿珍也抱着我，哭得肩膀直抖。

爸走了之后，我整理他的遗物，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是爸写的，字歪歪扭扭的，应该是他清醒的时候写的。

纸条上写着：“我儿，爸知道你和阿珍的事儿，爸不怪你。这辈子，你做得对。人活着，总得守点什么。”

我看着那张纸条，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爸走之前那三天，突然起来走路了，我知道，他是放心不下我，想再看看我，想再跟我说说话。他是想告诉我，他不怪我，他为我骄傲。

后来，我和阿珍把爸的后事办得妥妥当当的。

再后来，我和阿珍还是像以前一样，一起守着那个花店，守着我们俩的日子。

有时候，我会坐在爸曾经坐过的沙发上，想起九二年那个晚上，想起陈启明的托付，想起爸走之前那三天的奇迹。

我总在想，这一辈子，我好像没做过什么大事，没挣过什么大钱，但是我守着了一句承诺，陪着了一个人，送走了我的父亲。

这就够了。

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样吗？守着点什么，念着点什么，就这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