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60岁迎娶26岁小妾，原配带着三个孩子远赴欧洲，终身未再婚

1941年初夏，上海霞飞路的一间戏院后台灯火通明，六十岁的章士钊靠在长椅上，听杜月笙介绍那位梨园新秀殷德珍。“行严先生，她今年二十六。”短短一句，像是扔进池中的石子，溅起随后漫长的波澜。

往前追溯三十二年，1909年4月的伦敦圣马丁堂显得安静而隆重。一对新人在牧师面前交换誓言：新郎三十出头，新娘吴弱男二十五岁。这场婚礼让不少留英华人津津乐道，因为站在新娘身旁的不仅是才气横溢的青年学者，更是自认寒门出身的湖南秀才——一夜之间，他借助吴家的声望步入上流。

吴弱男崇尚独立。婚后不久，她回到天津女子师范任教，随后随夫赴英继续深造，主修政法与逻辑学。讲台、报社、救援李大钊，她忙得脚不沾地，像被上紧发条的钟表，从不肯停。那时两人琴瑟尚算和谐，然而裂缝已在暗处滋生。

1919年春天，章士钊流连上海法租界茶楼，与青楼女子奚翠珍相识。一位旧友劝他“纳妾留人”。吴弱男闻讯后只留下一句：“我不与他人共夫。”随后带着三个儿子乘船去法国，转而再赴英国，自此与章士钊分道而行。欧洲长达二十余年的清冷雨雾，见证了她的坚守：无论巴黎还是伦敦，她保持单身，将心力投入女权和教育，连好友感叹“弱男终成自己理想的注脚”。

章士钊的感情史很快又添新篇。1941年在杜月笙撮合下，他迎娶殷德珍，那时他已年逾花甲。有人笑他“老夫聊发少年狂”，也有人酸他“才子终究难抵青衫舞袖”。然而在旧式士大夫圈子里，纳妾并不罕见，真正刺痛世人的是：一位致力女权的妻子被迫远走，而他却不以为意，这种反差耐人寻味。

细看章士钊的性情，多才纵欲几乎成了旁人对他的固定标签。梁漱溟写信调侃“行严才思敏捷，多艺亦多欲”，字里行间难掩惋惜。不过学界对他的评价并未因私德全盘否定。早在1903年，他在《苏报》抨击时政，触怒当局，被捕后辗转日本；1915年主办《甲寅》周刊，提倡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法律、文史整理方面奔走。可以说，在动荡年代，他的笔与身份一样多变，却始终带有锋芒。

1960年代初，北京中南海红墙内一段对话被后人反复提起。毛主席得知章士钊养女章含之对父亲颇多成见，便放下茶杯问：“你只看鲁迅批他，可看过他为《苏报》坐牢吗？”章含之沉默良久，突然意识到历史并不简单。“我看得太窄。”她轻声回应。短短几句，折射出那一代人的复杂纠葛——私德与公业交错，谁也无法轻易盖棺。

1966年盛夏，八十六岁的章士钊在家中遭到冲击，被扣留屋内。半小时后，他坚持写信陈情。第二天，周总理批示将被贴封条的物品悉数归还，还带来毛主席的问候。此事没有留下夸张场面，却说明旧式文人仍有朋友替他仗义执言。

1973年3月，他不顾年已九十二，再赴香港探路国共再次合作。据随行医生回忆，老人登机时双腿发抖，却拒绝搀扶，“国事未了，总得去试试”。一个半月后，他病逝香江，未等到回程的专机。骨灰送抵北京时，章含之和外孙女妞妞在机场接箱，雨丝打在玻璃罩上，她只是淡淡说了句：“父亲总算完成心愿。”

至此再看吴弱男，她在剑桥教书直到晚年，三位儿子均留欧发展。有人问她是否后悔当年远行，她笑而不答，只递来一份早年的《妇女之解放》。书皮已旧，扉页上仍留当年签名，那一笔有劲、略带凌乱，像极了她动荡而倔强的一生。

章士钊六十岁纳妾的轰动事件，常被拿来佐证民国士人的情感缺口；吴弱男带子归欧，也被视为新式女性的坚决背影。若将二人命运并置，就会发现时代洪流既成就了他们的光芒，也暴露了他们的缺憾。爱恨情仇之外，尚有更沉重的主题——风云剧变里，个人选择与价值观碰撞出的火花，总能在史册留下不可忽视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