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陈赓被评开国大将，战俘在狱中感慨：若没意外，我也会是大将

得知陈赓被评开国大将，战俘在狱中感慨：若没意外，我也会是大将

得知陈赓被评开国大将，战俘在狱中感慨：若没意外，我也会是大将

1955年深秋，北京西北角的天空已经透出寒意。功德林一号监区的高墙外，一辆广播宣传车正播放着刚刚结束的授衔新闻，声音断断续续飘入牢房。铁窗后的战俘们凑近窗棂，神情各异。忽然，一声低沉的叹息划破寂静：“如果那年没有岔路，现在轮到我站在怀仁堂了。”说话的人正是韩浚，黄埔一期老学员，也是辽鲁战场的俘虏军官。

广播里反复念着“陈赓——大将”，几个字像铁锤一样敲击韩浚的神经。三十一年前，他和陈赓肩并肩站在黄埔军校操场上，汗水浸湿军装，那时谁都猜不出未来走向。

时间回到1924年6月。广州、炎热、招生公告贴满城墙。三千名青年涌进校门外的窄巷，抢那区区五百个名额。韩浚排在中段，心口怦怦跳；陈赓却边擦汗边打趣：“兄弟，别紧张，考官也是人。”短短一句玩笑，让两人结下交情。考核结束后，榜单贴出，两人同列第一营。黄埔军歌嘹亮，“誓除列强，誓雪国耻”，韩浚跟着合唱，嗓子哑了也不肯停。

军校的夜晚，陈赓常带同学去东山口一幢灰砖小楼。灯光昏黄，周恩来端茶递水，青年学员围坐讨论民族出路。韩浚原本寡言，却被陈赓一句“有事就说”推到桌前，第一次对着众人宣读自己写的《士兵与共和国》。那天深夜，他在小楼二层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宿舍时，陈赓偷偷把津贴塞他枕下：“以后咱们共用，别跟老同学见外。”这种不见外的日子持续到1926年。

北伐号角吹响，两人被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零下二十度的红场上，他们背着俄文教材做列宁格勒战史调研。陈赓写信给国内：“武器可以缺，战术不能乱。”韩浚附言：“愿尽快归国。”这一句被韩浚后来反复回想——归国，他回到了上海地下交通站；陈赓则调武汉随军。

1927年7月，南昌起义前夜，张发奎电召韩浚赴前敌总指挥部。路线图已画好，却偏偏在永修被堵。枪声大作，同伴多半战死，韩浚跳入稻田逃生。错过起义，也失了党组织联系。遗憾像石子沉入心底，此后每一步，竟都绕不过那颗石子。

1931年，密探在上海捕获“黄埔革命同学会”主要成员，韩浚榜上有名。南京讯问室里，蒋介石亲自审材料。“你有军事才干，不必做无谓牺牲。”两周后，一纸委任状将韩浚推上国民党中央军校少将教官。有人说他背叛，他只能苦笑：“活下去，才能再图长计。”然而现实比他想象更滑溜：官阶步步高，立场却一步步远离旧朋友。

1947年2月，莱芜战役。华东野战军四面合围，韩浚所部被切割成数段。他举起白手帕，彷徨数秒，终究放下手枪。被俘那夜，他抱着行军毯，眼睁睁听远处炮声熄灭。此后，他从战俘营到华东军区学习班，再到北京功德林，整整八年。

功德林生活枯燥却不乏思考材料——每天两小时政治课，两小时自学，加上严格作息。韩浚借阅《苏德战争回忆录》，旁批密密麻麻。“军事规律无情，立场选择更无情。”这是他批注最多的一行字。1955年9月27日凌晨，他通过报纸得知新中国首次授衔即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整整一夜没合眼。

授衔当日午后，监区长官允许全体战俘收听直播。韩浚坐在长凳上，双手扣在膝盖。主持人宣读到“副总参谋长陈赓，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时，他缓缓抬头，对身旁老对手杜聿明叹道：“当年同窗，如今差距天壤。”杜聿明只是摇头，没有接口。

“若没意外，我也会是大将。”这句感慨并非自夸。黄埔一期毕业生里，担任集团军级以上指挥官的超过二十人；同期留苏者，也仅陈赓、韩浚等数名。论经历、论资历，韩浚原本足够。遗憾的是，立场一偏，千里之堤瞬间崩塌。有意思的是，他越想通这一点，脸色反而越平静。

1958年12月，张治中赴功德林宣读中央意见。张将军说道：“根据改造表现，党和政府将宽大处理。”他特地走到韩浚面前，轻声补充：“把握机会，好自为之。”韩浚点头，只说一句：“谢谢，我明白。”简单七个字，耗尽了他全部气力。

1961年春，中央批准释放韩浚。出狱时，北京早已柳芽新绿。他选择返回武汉，在图书馆做资料整理，薪资普通，日子却踏实。偶尔有人问起往事，他只是摆摆手：“52个春秋，能完完整整走完下半段，已是幸运。”

陈赓病逝于1961年3月16日。讣告刊出那天，武汉细雨。韩浚静静站在阅览室门口，看着报纸黑框，沉默许久。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更多叹息，他把报纸折好，夹进《战争与和平》封页。随后关灯、锁门，沿着长江大堤慢慢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