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反对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毛主席反问道：你就合适？

1970年4月29日深夜，北京气温已回暖，国务院小礼堂里却依旧凉意十足。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刚刚进入尾声，一句突兀的话打破了沉默：“李德生不合适。”说话的人是公安部长谢富治。空气瞬间凝固，毛主席放下手中的烟，目光移向谢富治，只回了五个字：“你就合适？”一句反问，等于把最后的定论钉在墙上。会议第二天，李德生被正式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

为什么矛头对准李德生？答案并不复杂。李德生出身野战部队，枪杆子出身，谁都知道他在十二军干了十二年，带兵打仗是一把好手，可是部里有人觉得，“大老粗”未必能掌握全军思想政治。谢富治的质疑不过说出了部分人的心声。但让他们意外的是，毛主席不仅没动摇，还显得胸有成竹。要理解这份笃定，需要把时针拨回三年前。

1967年7月28日，南京军区值班室的电话急促响起，十二军军长李德生被告知立即飞往北京。那年安徽局面复杂：组织涣散、工矿纠纷不断、武斗酝酿升级。毛主席决定派十二军进驻合肥，并点名李德生挂帅。电话来得突然，可李德生并未迟疑，他只带上一名秘书，当晚赶到盐城机场。次日傍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他交底：一周之内完成集结，稳定安徽局势。短短三十分钟布置完毕，李德生只回了一句：“保证完成任务。”

八月初，十二军成建制进入安徽。李德生先到合肥，“人未到，思路先行”，他先拆掉各派武装的“指挥部”指牌，再让双方骨干同时进驻合肥招待所，面对面谈判。出人意料的是，僵局被迅速打破，武斗自此降温。许世友后来拍着桌子夸他：“德生这小子，会来事！”安徽成功平息，背后靠的恰是李德生一向强调的兵民结合、先稳情绪后谈政策——典型的政治工作思路，而非单纯军事压制。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一点。

第一次“当面试卷”出现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会场。周总理宣读华东组名单，毛主席忽然插话：“哪个是李德生？”全场目光同时聚焦，李德生起立答声。主席随后问及籍贯、年龄，还顺带提到芜湖局势“整得不错”。短短几句闲谈，是一次近距离观察：身材魁梧、言语简洁、没有客套。主席心里有数：这人能扛事，且不爱夸口。

第二次考察发生在1969年4月九大。筹备阶段，政治局候补委员候选名单送到各组。李德生看到自己名字时惊住了：战役里他是常客，政治舞台却是新手。他跑去找陈锡联、许世友，想请二人“帮忙说情”，结果两位首长都摆手：中央名单不是谁能随便改的。四月二十八日投票当天，周总理报到李德生的名字，主席再次示意他起立，随后连问三遍年龄：“五十三岁，不小不大，正好用得上。”自此，李德生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留京参加军委办事组和国务院业务组的活动。

调进北京后，李德生最先感到的是“头绪太多”。周总理给的安排是“三线作战”：中央日常事务、安徽省委善后、南京军区协调。李德生向毛主席请示，想卸下一两顶帽子。“一个也不要免，”主席摆手，“工作、学习、调查研究，各占三分之一。”这番话表面轻描淡写，实际是把他推到综合磨砺的熔炉里。李德生自知只有硬着头皮往前闯。

时间来到1970年初，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仍空缺。林彪病重，大事无人牵头，军委办事组决定提李德生。然而，总政是全军思想神经中枢，一旦出问题后果严重。有些人担忧李德生“带兵派”背景过重，谢富治的那句“李德生不适合”应运而生。毛主席当天的反问，重音并不在“合适”两个字，而在“你”。主席深知：关键岗位更需要兼具火线经历与群众工作的干部，李德生恰好符合。所以在主席眼里，问题不在于李德生行不行，而在于没人比他更行。

任命文件下达后，李德生把办公室搬到总政机关最老旧的一间会议室，他自嘲“新学徒”。为了摸清底数，他要求各局拿来上一年的台账，一页一页翻；遇到疑惑就让科长现场解释。机关同志私下议论：“从没见过主任把自己当调研员。”三个月下来，总政的人事、宣传、保卫、干部学校等系统脉络被他摸得八九不离十。

随后是一系列动作：恢复长期停摆的院校政治课目，将“战备动员歌咏赛”改为“连史教育月”，强调“部队政治工作不走样、也不能停”；又在各大军区推广安徽经验，倡导领导干部下连当兵，一个月至少两周。措施不算花哨，却对症。年底汇总上来，各军区推行率超过七成。主席听完汇报，点了一下头，并未多言。对李德生而言，这已是最大的肯定。

从安徽“一周集结”到总政“半年理顺”，李德生展现的并非单纯的“带兵冲劲”，而是把战时打法与群众路线结合的能力。毛主席当初的眼光和多次“面试”，为李德生后续的运筹提供了信心；而谢富治那场公开的质疑，也促使李德生下决心用行动给所有人一个交代。历史并不会给人第二张答卷。1973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阶段性成果时，有人提到总政“条块分明，空气清新”，暗合李德生上任时立下的目标：先理顺，再提速。事实证明，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