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尹响 傅敏：美印“去中国化”关键产业链，能卡谁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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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响 傅敏

编辑|姜心宇

审核 |朱依林 江怡

内容提要

为应对中国国家实力增长带来的地缘政治经济“威胁”，美国自2016年起加速其政治经济战略向“汉密尔顿主义”回归，并在国内推动政策理念从“华盛顿共识”向“新华盛顿共识”转变；同时，在亚太地区全面推进“印太战略”，将其延伸并落实于政治、经济、安全等关键领域。在此双重战略部署中，美国均视印度为其平衡与遏制中国经济实力的关键伙伴。印度则将中美战略竞争视为实现“印度崛起”的重要机遇，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印度期望利用美国的资金与技术支援，推动其固定资本形成、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鉴于此，印度在安全与经济战略上积极同美国协调，深度参与并融入“印太战略”。近年来，美印两国聚焦于高科技及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的产业链合作持续深化与扩展，对中国半导体、智能终端、生物医药等产业产生了一定冲击，引发了供应链外溢与资本外溢效应。本文在深入剖析“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关键领域产业链协同合作理论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估了该合作模式的实践效应，并对其理论层面的合成谬误与实践层面的效果偏差展开了批判性分析。

关键词：印太战略 关键产业链 理论逻辑 实践效应

图源：网络

一、引言

自特朗普2016年首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经历了对华战略上的重大调整，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拜登政府沿用了上述提法并多次强调中国为“竞争对手”，2025年，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仍然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对手”，并主导升级对华贸易战和关键技术对华限制。围绕关键领域展开产业和技术竞争近年来一直是中美博弈的核心议题，美国将人口规模与中国相当的印度视为可“削弱”中国关键领域实力的重要伙伴，意图在“印太战略”及“印太经济框架”下加强与印度在高科技领域和战略性产业的产业链合作，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供应链伙伴关系”，通过帮助印度提高科研创新和制造业发展能力，迫使更多关键领域的供应链从中国大陆向印度转移，以降低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固定资本形成并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优势地位。印度认为加强与美国关键领域的产业链合作能够促进产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并遏制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削弱中国在南亚日渐增长的地缘经济影响力。

美印产业链合作的层次化解析，可分为战略框架层面和行动层面。在战略框架层面，美印主要围绕战略协同和技术产业协同展开。美印产业链合作已从传统安全领域拓展到经济和技术层面，体现了美印在印太战略下的战略协同意愿和制度性合作安排。 两国高层频繁互访，形成了多层级的战略合作框架：包括美印战略对话（“2+2”机制）、四方安全对话（QUAD）中的美印小组，以及“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等。这些框架促进了两国在国防、技术与经济领域的互动。 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美印正在“打造战略技术伙伴关系”，通过 iCET 推动两国整合技术和国防供应链，构建“可信且具韧性的创新基地”。

在行动层面，美印加强产业链合作侧重于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形成新的合作机制和产业布局。两国政府通过签署双边谅解备忘录和联合投资等方式，明确了产业链合作机制和重点领域，并已在太空、半导体、生物医药、网络安全、矿产资源（注：原文为先进电信，编者根据引用文献进行修改）、清洁能源等关键领域开展深入合作，例如2024年美印将联合发射载人航天任务，推动太空技术共同开发；两国签署关键矿产合作谅解备忘录，共同开发锂、钛、钒等资源。在半导体领域，通过美印“半导体供应链与创新伙伴关系”备忘录加快在印度建设芯片制造及封装测试产线。美国期望通过上述产业链合作利用印度劳动力人口与地缘环境的双重优势有意挤压中国在相关产业中的全球份额。美印产业链合作正逐步形成“去中国化”供应链结构，力图构建脱离中国的关键领域供应链体系。

从战略产业视角分析，本文所指的“关键领域”是指基于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政策划分的多个高技术领域，包括半导体、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有色金属（战略矿产）、计算机制造（电子信息）等。这些领域均属国家规划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重点基础产业，其划分逻辑体现在：一是技术密集高端，涉及国家安全和核心竞争力，如半导体和航空发动机技术；二是资源与供应链关键，如稀土、钒钛矿等战略矿产决定产业上游原料安全；三是产业延伸广泛，对上下游带动能力强，如计算机和电子信息产业。政府文件明确将信息技术、生物、航天、新材料等列为高技术产业关键领域。以《“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为例，要求突破16/14纳米芯片制程、提升存储器制造等半导体能力；重点培育创新药物和疫苗、推进生物医药自主化；推动民用大型客机和航空发动机研制，实现航空产业自主突破；加强高强度轻合金、复合材料等航材研制；以及开展战略矿产综合利用、回收利用工业尾矿中的稀贵金属。上述行业都与国家安全及经济稳定密切相关，因此被视为“关键领域”。

长期以来，制度经济学派的交易成本理论为企业实现跨国生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跨国公司基于比较优势，遵循效率原则，将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进行全球布局，以实现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导致的财富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复苏等因素促使国家对供应链加强监管，政治权力加大了对全球生产体系的渗透力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下，地缘经济战略和大国竞争成为重塑企业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因素。随着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价值观和安全概念成为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因素，大国竞争导致了“断链”“短链”等破坏性情况的发生。部分占据产业链供应链核心地位的国家可通过操控关键环节实现资源的重新分配，进而获得打击竞争对手产业链稳定的能力。自2016年以来，美国就如何遏制中国在关键领域发展所形成的战略日益体系化、理论化、联盟化。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多边构成分析，由于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印度就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需要全力争取的战略对象。2017年，特朗普政府首次提出“印太战略”，将印度置于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中美贸易战，中美经济竞争的烈度进一步加强，日趋公开化、政治化。中美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博弈也推动了全球大型跨国企业在关键领域产业链布局上做出改变，迫使部分跨国企业采取“中国+1”策略，将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到美国及印度、越南等国。2020年之后，拜登政府进一步升级了“印太战略”，继续推动印度“盟友化”进程。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表了《美国印太战略》，进一步阐释“印太战略”，并在同年5月的“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上达成了不依赖中国产业链尖端技术领域产业链合作的联合声明。2023年，美印之间在重要领域进行了多层次战略性接触，在关键新兴技术、国防工业以及贸易关系等方面签署了一系列协议。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双方高层发表了以战略科技合作为核心的《联合声明》，明确公开美印将推进半导体产业、清洁能源、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基础通信等关键领域的产业链合作。

关于美印关键技术产业链合作，现有研究多从地缘战略或双边关系角度进行解读，但较少系统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理论框架，深入剖析其背后政治、经济与社会力量的复杂互动关系。基于此，本文旨在回答以下核心问题：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驱动美印深化关键技术产业链合作的根本逻辑是什么？第二，这项合作在实践层面涵盖哪些具体领域与内容？第三，这项合作对中国关键领域产业链构成的具体影响是什么？第四，美印加强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冲突与局限性何在？

二、美印关键领域产业链合作的理论

逻辑：从思想演进到战略对接

美印关键领域产业链合作的深化，本质上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权力—市场”互动逻辑的当代实践。本部分通过构建三层递进式理论框架，系统阐释双方深化合作的内在机理。

（一）

美国“新华盛顿共识”的思想演进及“印太战略”下的美印“靠拢”

“华盛顿共识”向“新华盛顿共识”的演进，标志着美国从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供应链全球化价值分工体系向以民主价值观为导向的供应链联盟体系转型。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将供应链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通过“小院高墙”策略在关键技术领域构建将对美构成严重竞争或安全威胁的国家排除在外的联盟体系。其理论根源在于美国试图在大变局下维护霸权体系的稳定与其二战后构建的国际机制的稳定，以确保美国在关键领域产业链的主导优势。

近年来，美国原有的经济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逆全球化浪潮以及供应链的“短链化”“在岸化”冲击了旧共识的核心——即经济全球化和高度自由的世界市场。如沃勒斯坦在其世界体系理论中就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就是依靠全球“商品链”连接而成，其背后是全球性的劳动和生产网络。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推动了美国实体制造业的流失，产业结构的“去实向虚”带来的就业问题让新自由主义和现有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在美国失去了认同基础，美国中部内陆地区的民众迫切寻求改变。在国际政治经济思想上，美国再次从“杰弗逊主义”回到了李斯特和汉密尔顿的重商主义思想，即“国家必须放弃和牺牲一定的物质资产以获取文化、技术和统一的生产力量。它必须牺牲某些现实的利益，以保障获取未来的利益”。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制造业优先”和“进口替代”的战略，指出：“不仅国家的财富，而且是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都与其制造业的繁荣息息相关。”基于上述逻辑，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提出了“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归”的理念，其重要策略就是通过“加征关税”的政策以实现上述目标，这些政策受到了美国内陆“铁锈带”民众的广泛欢迎。

为应对“中国竞争”，拜登政府在对华经济政策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理念，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2023年4月发表主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力》的重要演讲，提出美国新的国内外经济政策，倡导以国家介入为主旨的产业政策、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建立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即“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政府的治国理念在理论上从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转向更注重国家干预的新策略。“华盛顿共识”主张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减少国家干预和私有化，但如今这一理念已被新的共识所取代。“新华盛顿共识”突出了四大挑战，强调这些挑战不仅关系到美国的未来，也关系到全球的稳定与发展。第一，美国的产业基础正被“掏空”。以要素成本和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导致本土制造业大量外流，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将生产线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产业结构脱实向虚严重削弱了美国的产业链完整度和技术创新能力，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也因此下降。第二，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对美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自由主义认为经济一体化能够促使全球秩序在和平中合作，然而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竞争冲击大于合作利益，已经成为美国维持霸权地位的首要威胁。中国在高技术、国防军事、贸易关系等关键领域的影响力都在迅速提升，使美国原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战略难以维持，美国担心中国会挑战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因此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这种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不仅影响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气候变化危机加剧了清洁能源转型的压力。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危机，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缺乏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全球领导力，中国则将经济政策和气候战略相结合，实现气候和经济目标的相互成就，并形成在全球范围的相关产业主导优势，对美国在气候领域的领导力和话语权构成严重冲击。第四，经济不平等的社会矛盾向上传导，影响美国民主制度的稳定性。经济不平等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严重问题，原来美国社会认为能通过市场分配使得财富从上“涓滴”到下，利益由社会各个阶层共享。 然而贫富差距的扩大，中产阶级的萎缩，使得美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不仅威胁到社会稳定，也威胁到美国的民主制度。以上四大挑战，使得美国无法继续坚持传统的以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旧共识”。美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战略，以应对这些挑战，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

“新华盛顿共识”主张对传统的自由市场政策进行反思和转变，更注重国家干预，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主要包含了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强化国家干预，推动产业政策。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美国需要强化国家干预，推动产业政策，以保护和复兴国内的产业基础。这意味着政府需要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强化政府投入对关键产业进行扶持，以提升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二是通过“小院高墙”保护国内尖端技术和相关产业。美国将通过技术限制、投资审查、出口管制等手段限制“非民主”“敌对”国家的进入来维护国家安全。三是加强盟友之间的产业链合作，重塑全球贸易体系。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和劳工的利益以及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地位，美国要加强对部分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如对倾销、补贴等行为进行调查和制裁，或重新谈判并修改现有贸易规则。四是缩小经济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新华盛顿共识”主张，政府应采取措施缩小经济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民主制度的运行，包括改革分配制度，加大对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

为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科技和产业实力，“新华盛顿共识”强调了三方面：第一，中美已由竞合的合作伙伴关系转向零和的战略竞争关系，美国将在关键领域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第二，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在于关键领域，继制裁中国半导体等产业后，美国又指责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和锂电池等“新三样”“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市场的商品价格。鉴于此，“新共识”呼吁政府加强在关键产业领域的投资与补贴，以应对挑战。第三，采用国内国外“双轨制”制裁政策，以求在关键领域“排除”中国，即在国内实行“小院高墙”战略维护本土产业发展，对外借助联盟运用市场霸权设置准入限制，构建“排华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网络，如“印太经济框架”中的“供应链支柱”，目的是阻止中国主导关键领域产供链并占据主要市场份额，累积先进技术，最终实现“弯道超车”。“小院高墙”策略的关键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投资补贴等产业政策令跨国企业在美国制裁和对华投资之间“选边站”，并通过“盟伴”关系施压其他国家在特定的关键领域对中国“协同脱钩”，限制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后续投资和技术升级，试图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阻遏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拜登政府希望通过在“印太战略”下“拉拢”“扶持”具有人口规模与中国相当且与美国具有“共同价值观”及“相似民主选举制度”的印度，选择性忽视美印双方在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和价值观领域的冲突性问题，向其转移、让渡部分高新技术与产业，使其成为能够承接从中国向外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从而达到削弱中国制造业能力，遏制中国地缘经济影响力的目的。

（二）

印度的“印太”愿景与

印美战略对接

印度的“印太”愿景动态演化，实则为对冲战略下的利益计算。莫迪政府将美国的战略转向视为自身科技和经济实力增强的重大机遇，通过“战略自主”框架实现三重对接；一是目标对接：吸纳美国资金技术助推“印度制造”；二是机制对接：将QUAD技术工作组、iCET等机制嵌入印度版“印太”构想；三是领域对接：聚焦半导体、国防军工、关键矿产等中美博弈的关键领域。印度的“印太”愿景经历了从概念提出到战略回调，再到主动塑造的演变过程，其核心目标是维护印度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并拓展在太平洋地区的收益，同时在中美竞争之中寻求利益最大化以实现国家崛起的目标。

2012年至2014年是印度官方正式接受“印太”概念的转折阶段。2012年2月，印度外秘拉詹·马塔伊（Ranjan Mathai）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演讲时首次以官方名义使用“印太”术语，强调印美加强产业合作对该地区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 同年12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印度—东盟峰会上明确表示“印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关乎印度未来”，首次将“印太”纳入最高层外交话语。之后，莫迪政府于2014年9月25日对内提出“印度制造”经济战略，希望借此减少进口依赖，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利用庞大劳动人口与国内市场潜力实现制造业升级和经济自给自足。这一阶段，印度战略界初步形成对外共识，认为印度的“印太”概念契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及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趋势，但更强调区域内经济合作而非地缘对抗。这一时期，印度对“印太”概念的理解与美国实施的“重返亚太”战略以及日、澳、东盟等对“印太”概念的理解相契合，反映了世界战略重心“向东看”的趋势。虽然“印太”概念的具体内容尚不明朗，但美国已经试图在“印太”地区构建多边战略部署，加强与地区重点国家的顶层构建，通过区域小多边机制维持其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印度的“印太”愿景强调了与中国战略竞争的重要性，并有意加强与美国安全合作。印度战略界认为，主动参与“印太”地区事务是成为“独立自主”大国的必然过程、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响应美国制衡中国的需要。印度一直对中国怀有复杂的“瑜亮”心态，除与中国存在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外，中国的崛起令印度忌惮又敌视，认为中国的发展侵犯了印度在南亚的主导权。于是在美国逐步加大对华竞争的力度时，印度开始主动与美国进行战略对接，期望达到“联美遏中”的目标。

2015年，莫迪政府提出“东向行动政策”，强化与美国、日本、越南的安全合作，并在东亚峰会上宣称印度将长期参与“印太”事务。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和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让本就不稳定的中印关系急转直下。2018年以来，印度战略界（包括政治团体、议会、媒体和学术界）开始支持将“印太”从地理和学术概念升级为印度的对外战略构想，认为在中美博弈加剧背景下，印度积极融入乃至引导由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走向，联手美国等国可以既遏制中国崛起，平衡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又可实现重大战略利益。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指出，“印度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密、利益趋同，美国是影响印度所有关键利益最重要的国家，印度与美国正在构建越来越具有联盟特征的伙伴关系。”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提出，“莫迪没有背负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包袱，摒弃“不结盟”或“战略自主”的传统防御性政策，引领印度深化同美国战略合作，加速经济发展及增强军事实力，可重塑印度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拉杰什·拉贾戈帕兰(Rajesh Rajagopalan）和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等印度学者认为伴随中国快速崛起，印度在“印太”地区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中国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力量，印度应更自信地放弃“不结盟传统”，积极拥抱印美战略伙伴关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在其著作《印度之路：不确定世界中的策略》（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当中就提到，在中美的竞争中，印度不能等到尘埃落定，而应该积极参与美国的战略，在“联美制华”过程中实现印度的崛起。印度的主流媒体则进一步将上述观点进行强化并广泛传播，使之成为能够影响印度国策和民意的“主流意见”。如《印度斯坦时报》甚至使用了“对抗中国”的措辞，期望印度能够以“印太战略”为依托与中国进行竞争，《印度教徒报》在报道中认为，中印紧张关系加剧，而印度与QUAD的合作在取得进展，印度被西方国家广泛认可、接纳，从而给印太地区的地缘博弈带来重大变化，并让印度面临重大战略机遇。不过，并不是所有印度学者都完全认同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印度虽然主动选择向美国“靠拢”，但也无法完全放弃“战略自主”的原则，避免过于被战略联盟所“捆绑”而丧失战略灵活性。美印两国无法完全互信，印度更强调利益和角色的开放性和多元化，具有强烈的“战略投机”色彩。印度也希望通过构建“印度世纪”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多边外交体系，对华态度也兼具竞争与合作的认知悖论。

（三）

基于IPE“权力—利益—制度”三维框架美印关键产业链加深合作的理论逻辑

前述两节的推论最终指向吉尔平“霸权稳定”理论的当代验证，即美国通过技术联盟重构产业链权力结构（供给侧权力），印度则利用大国博弈窗口获取市场准入权（需求侧权力）。二者在“印太战略”制度框架下形成“非对称互补型合作”——这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理论在产业链领域的具象化。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三大核心理论流派——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主义——为分析美印“印太战略”合作提供了多维视角：现实主义聚焦国家间权力博弈，认为经济关系从属于地缘政治目标。美国通过“供应链武器化”重构产业链布局，印度则以“战略对冲”在中美间谋求利益最大化，这种合作本质是权力再分配的载体。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网络对合作行为的塑造。美国以“印太经济框架”（IPEF）构建排他性规则体系，印度通过“制度嵌套”（如同时参与QUAD与上合组织）实现风险分散，双方合作呈现规则制衡特征。近年来，美国与印度都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既相互竞争又寻求合作。印度提出“印度制造”倡议吸引美企投资，以承接从中国对外转移的电子和医药产业。拜登政府执政时期，美国推行“基于民主价值观的供应链同盟”战略，强调对印度等盟友的技术和供应链依赖，两国产业链合作在权力重构上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优势地位，通过美印关键技术产业链合作和协同出口管制形成“权力闭环”；在制度制衡层面，依托印太经济框架与QUAD安全机制，构建排他性供应链规则，将中国排除在外；在利益博弈上，印度通过生产挂钩激励提升自主制造能力，美国则通过本土化政策考量印度市场，双方在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上既互相争夺，又在遏制中国产业链安全方面达成一致，共同应对“去中心化”与“替代性竞争”的双重压力，共同诉求制造业回流。美印产业链合作对中国产业链安全的冲击，正是上述三重逻辑交织作用的结果：权力重构削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地位，制度制衡压缩中国规则话语空间，利益博弈迫使中国应对“去中心化”与“替代性竞争”的双重压力。

1.权力重构：供应链“武器化”与地缘经济竞争。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理论视角，国家行为体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权力工具的趋势愈发明显。美国推动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战略，实质是将供应链布局从市场效率优先转向权力竞争优先。根据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美国通过重构半导体、稀土等关键产业链的“权力闭环”，例如颁布《芯片与科学法案》对华技术封锁，削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 印度则借助美国对华遏制的战略需求，以“替代性生产基地”角色承接电子制造、原料药等产业转移，形成对华产业链的“楔子战略”。 这种权力重构遵循“中心—边缘”模型：美国作为规则制定者占据价值链顶端，印度通过参与“关键矿产联盟”（MSP）等机制获得次级中心地位，而中国被迫面临“去中心化”风险。美印产业链合作通过技术标准联盟（iCET）、出口管制协同等手段，对中国形成“制度性权力围堵”。

2.制度制衡：规则碎片化与对冲机制。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下，美印产业链合作呈现“制度嵌套”特征。美国以“新华盛顿共识”重塑全球化规则体系，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供应链韧性协议构建排他性制度网络，将中国排除在数字贸易、绿色技术等规则制定之外。 印度则采取“制度对冲”策略：一方面加入QUAD安全机制强化与美国制度绑定，另一方面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维持与中俄的制度联系，以此降低对单一制度的依赖风险。这种制度博弈导致全球产业链规则走向“阵营化”。例如，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以基础设施标准差异（排斥中国5G技术）、融资机制（美日主导的“蓝点网络”认证）等手段，对冲“一带一路”的规则影响力。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可解释此类行为：美印通过控制“知识—技术—金融”三重结构性权力，试图将中国锁定在产业链中低端。

3.利益博弈：战略自主性与依附性矛盾。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主义理论揭示美印产业链合作的内在张力。美国试图将印度纳入“民主科技联盟”产业链体系，但其“小院高墙”政策，如《通胀削减法案》对印度新能源产业的本土化要求反而加剧印度对技术转移滞后性的不满。印度则通过“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培育本土制造业，其目标并非成为美国附庸，而是借助美资和技术输入实现“选择性崛起”，这导致双方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问题上摩擦频发。美印在光伏、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标准竞争，如印度强制BIS认证排斥中国组件，短期内加剧中国企业的市场挤出效应；但印度本土化生产能力不足，如原料药80%依赖中国中间体，又为中国通过“嵌入式替代”（如中印合资企业规避制裁）保留突破口。

三、美印推动关键领域产业链合作的实践效应

（一）

策略上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关键领域产业链联盟

第一，美国制定了以“友岸外包”为核心的一系列“排他性”产业政策以推动关键领域产业链对华“脱钩”。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通过“印太战略”形成联盟合力降低对华的依赖，以维护自身的产业链优势地位。在选择合作伙伴时，美国将伙伴、民主价值和地缘战略联系起来，并采用“政治考虑”和“共同价值观”作为标准。通过强调对华经济合作的政治风险，促使美国盟友及伙伴国家接受这些标准，从而使产业链布局更多地受到地缘政治逻辑的影响。在半导体领域，美国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等经济体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以增强在核心环节的生产能力。此外，基于2022年生效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在亚太地区推出了“芯片四方联盟”（Chip 4）的计划，覆盖芯片设计、制造、封装等半导体产业链各环节，旨在整合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供应链，迫使中国“孤立”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外。印度作为美国重点发展的“友岸”之一，于2018年被美国商务部提升为战略贸易授权级别，获得更广泛的敏感技术许可。

第二，印度借助靠近美国对华战略，意图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新冠疫情和美国及盟友“遏华”政策的叠加，令部分跨国企业采取了“中国+1”的策略。在印度政府出台政策引导以及西方国家推动的双重激励下，“中国+1”策略让印度得以承接欧美跨国公司如苹果、英伟达等从中国搬离的产业链环节，意图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印度的电子制造、半导体、化工和制药等多个产业也从“中国+1”中获益，从而增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此外，印度与澳大利亚、英国和欧盟等签署了自贸协定和互惠协定。通过这些努力，印度希望能抓住全球制造业产业链转移的机遇，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并成为全球制造业新中心。

图源：《南亚研究》

（二）

行动上美印加强关键领域产业链合作以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拜登政府认为协调一致的美印高科技领域产业链合作是对华竞争的有力举措，美印科技产业链合作被视为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部分。2023年1月美印经过洽谈，公布了《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该协议旨在加强美国和印度之间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产业链合作，以提升双方的战略技术伙伴关系和安全防务合作。美印双方在高技术创新体系、国防与太空生态系统及学术合作等多个关键领域也形成了多层次多样化的合作模式。

第一，美印不断加强在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电信、软件与互联网服务等高科技领域的产业链合作。2023年3月，美国商务部和印度商业和工业部达成了《半导体产业链和创新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以促进商业机会和半导体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此外，两国分别成立了电信联合工作组，专注于开发开放式无线网络和5G/6G技术，以建立“安全可信的电信、有弹性的产业链，并实现全球数字包容性”。在半导体产业链方面，美光科技公司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将投资8.25亿美元新建半导体封装和测试设施，以代替中国封装测试环节。泛林集团（Lam Research）和应用材料公司也宣布了在印度的重大投资计划，包括培训下一代半导体工程师和建立协作工程中心。这些产业链合作项目显示了美印在高科技领域产业链的深入合作，旨在共同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第二，美印持续深化在国防与太空领域的合作关系。2023年6月，美国通用电气航空航天集团（GE Aviation）与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HAL）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旨在通过技术转让和共享，向印度空军提供生产战斗机的发动机，这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喷气发动机技术转让。美印两国国防部宣布启动美印国防加速生态系统（INDUS-X），以推进美印在国防和尖端技术领域产业链合作，突破监管私人资本来推动国防发展创新，确保美印两国防务部队有维持“印太”地区秩序的能力。在太空领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计划于2024年联合进入国际空间站，并确定一份战略框架，加强美印两国在太空飞行领域的合作。除此之外，确定印度为主要国防合作伙伴以来，美国和印度已经签署了《物流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COMCASA）、工业安全协议和《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促进了平台之间的安全通信、更多的技术转让、敏感技术的行业合作、实时地理空间情报共享等。

图源：《南亚研究》

四、美印推动关键产业链协同合作的对华影响

（一）

外溢效应：推动在华跨国公司形成“中国+N”的供应链格局

第一，部分涉及跨国生产的企业为规避关税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被迫或主动采取“中国+N”的产供链替代策略，加快构建绕开中国的产供链网络，摒弃之前“单一供应来源”的采购模式。根据麦肯锡公司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企业都在通过本地化、区域化供应链战略来提高其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一些在中国有生产计划的跨国企业新规划中，“中国+1”升级为“中国+N”。东南亚和印度凭借与中国邻近的地理优势以及相对低的要素价格，成为跨国企业生产再布局的转移中心。此外，美国苹果、美光、韩国三星、中国台湾的富士康、纬创等企业也将部分位于中国的电子产品产供链转移到了印度；仅2024年，印度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创记录的457亿美元，印度对美出口为874亿美元，同比增长4.5%。与此对应的是，中国对欧美地区的进出口额则不断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与美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与2022年同期相比下降7.9%，中国与欧盟双边货物进出口额同比下降6.7%。并且中国面临“外资规模下降但企业数量上升”的矛盾，2024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总量为8262.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7.1%，折合1162亿美元，新设外资企业59080家，同比增长9.9%。此外，美国于2022年6月21日正式生效的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一方面将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全部产品进行“有罪推定”，全部认定为所谓“强迫劳动产品”，除非企业“自证清白”，否则一律禁止进口。该法通过供应链及物流传导，并影响相关企业的正常出口业务。目前，不少国际货物代理公司就要求开展国际贸易的中企提交原产地证书，并“自我保证”不含生产自新疆产品的说明以及棉花原丝采购订单及发票等。另一方面，美国借由其凭空捏造的“渉疆法案”，根据其现实利益的需要，将中国新疆的一些重要产品和企业列入其制裁名单。2022年至2024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就根据上述法案对多达85家中国“渉疆”企业进行制裁。上述举措逼迫相关跨国企业不得不考虑放弃或减少涉及新疆业务的中国供应链，并将其转移至中国以外的地区。

（二）

技术封锁：关键产业的供应链遭遇“双头挤压”

2024年10月28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了对华投资限制最终规则，旨在实施拜登于2023年8月9日签署的第14105号行政命令，以限制美国企业和个人对中国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投资，旨在防止美国的资本和专业知识被用来加速发展可能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数字化应用等技术的日新月异也让许多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环节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跨国企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触角”向母国收缩有了经济合理性，也出现了现实趋势。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还是拜登政府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都加速了上述趋势。“脱钩”的根本目标是削弱中国产供链的综合优势，抽取中国经济高技术发展活力，让中国在高质量发展时期陷入停滞乃至回缩状态。上述手段对中国经济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负面效应：一是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流动，中间品投入和市场销售环节均出现不确定性、不安全等导致产业链供应链断裂或者堵塞的风险点。具体而言，美国通过加征关税、限制技术和产品出口、限制投资、阻碍人才往来、制裁企业、长臂管辖等手段，破坏全球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投资造成损失；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寻求供应链“去风险”，破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供链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形成产业链低端的“挤出”效应。二是在半导体、数字经济、5G等关键技术领域的高端环节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技术创新产业链合作之外，阻碍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发展。随着技术脱钩的进一步蔓延，尤其是高算力半导体技术受限，一批中国高科技企业艰难求生，其研发、生产等活动受到严重冲击。三是产供链纵向收缩引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下降，将客观导致传统贸易占比扩大，外国直接投资下降，跨境生产价值链变短，国内外技术交流速率降低，产业迭代升级的速度放缓。

五、对美印加深关键产业链合作的批判性思考

（一）

美印安全和产业政策协同加强但“难掩”意识形态领域分歧

虽然美印两国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但美国的“新华盛顿共识”或“印太战略”更加强调“竞赢”的概念，以维护本国的经济霸权和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印度自身具有较强的“大国心态”，近年来，莫迪本人也多次强调“战略自主”，一方面融入甚至影响“印太四方机制”，另一方面倾向于通过多边合作和区域平衡来提升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印度获取最大的收益，最终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美国拜登政府为了保障“印太战略”和“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稳定性，并着力于与印度协同战略目标并加深合作以应对中国崛起，削弱中国经济实力、供应链主导地位和地缘影响力，因此在“拉拢”印度并与印度不断扩大技术、产业和国防军工领域合作的同时，“低调处理”与印度的分歧，并一定程度地“抑制”了美国国内对印度人权、宗教政策及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等问题的批评声量。印度政府也一直认为自己在“四方安全对话”中是被需求的一方，对印美在关键产业上的合作持乐观态度。美国对印度的反美历史记忆犹新，而印度则对美国的历史制裁和干涉保持高度警惕，这种相互对立的力量，限制了两国经济合作的互信程度。印度的战略投机主义倾向也引起了美国的不满，使得印美关系面临更多脆弱性。以俄乌战争为例，印度拒绝谴责俄罗斯或是称这场战争为“侵略战争”，印度也一直大量购买来自俄罗斯的石油与军工产品，并与俄罗斯长期保持了牢固、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印度积极参与“印太战略”的动机是试图借助美国力量提升自身科技和产业实力，在遏制中国的过程中实现“地缘再平衡”并扩大在南亚及亚太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但美国试图主导并推动南亚事务，如推动尼泊尔与美签署千禧年挑战计划协议（MCC）以及与巴基斯坦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也让印度感到“如芒在背”。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的中左翼势力长期对印度国内存在严重的“宗教压迫”“人权侵犯”等问题不满，而印度对美国、加拿大等国在锡克教和卡利斯坦运动等议题上的立场感到不安甚至愤怒，也使得美印关系存在难以调和的一面。

（二）

印美强化关键产业领域合作存在“难以妥协”的经济战略冲突

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在“美国优先”的原则指引下，美国更加重视双边往来利益中的“得与失”，不允许“印度占美国的便宜”。特朗普本人多次抱怨：“我们与印度之间贸易逆差巨大。”他认为印度关税税率太高，非关税壁垒“繁重和讨厌”，导致美印贸易多年来维持较小规模。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美印货物贸易规模约为1288亿美元，印度对美贸易顺差为458亿美元。2025年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印度“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进口俄罗斯石油”为由，对印度输美产品征收额外的25%关税；叠加上8月6日稍早公布的25%额外关税，美国对印度征收的总关税已高达50%。特朗普在2025年4月2日公布所谓“对等关税”措施后，起先印度莫迪政府态度较为乐观，认为双方具有“共同战略目标”，会通过适当妥协较快达成协议，但随后双方举行了五轮会谈，却无法达成任何贸易协议。在此情形下，特朗普“怒批”印度是“死亡经济体”。美印双方的核心分歧在于，第一，美国要求印度扩大市场准入，从美国增加农产品等商品进口。但印度难以让步的原因在于印度农业依然以小农经济为主，大量农民依靠农业生产维持生活，如果印度对质优价廉的国外农产品放开进口，将对其农业和农民造成毁灭性打击，而农民团体又是莫迪所在印人党的“铁杆票仓”。第二，特朗普要求印度放弃购买俄罗斯石油转而购买美国油气也让印度难以接受。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石油进口与消费国，同时也是外汇相对短缺的国家。俄罗斯作为其主要供应国，约占供应总量的35%且俄罗斯石油价格约为美国石油价格的2/3，因此放弃购买俄罗斯石油是印度当下的“不可承受之重”。美印上述贸易分歧势必向安全和产业协同合作领域传导，如印度国内目前已出现声音要求放缓购买美国战机的进程。第三，中美之间逐步形成的“博弈+会谈”战略格局让印度陷入“战略失调”。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虽然美国仍在关键领域对华展开激烈博弈，甚至双方展开了以“循环升级—协商谈判”为特征的贸易冲突，但与拜登政府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视使用自身力量解决中美双边问题，对美国当前而言，印度在遏制中国崛起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分量有所削弱。在特朗普于2025年4月2日升级了全球贸易冲突后，美国与中国在2025年5月、6月和7月分别展开了“日内瓦会谈”“伦敦会谈”和“哥本哈根会谈”，在关键领域博弈中达成了一定共识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贸易冲突，使得印度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逻辑感到“无所适从”，陷入了究竟应“以妥协换让步”还是“以斗争换让步”的策略困境。在2025年5月7日印巴空战后，印度无法对使用中国装备的巴基斯坦实现军事优势，迫使美国战略界重新评估印度的制造业能力和两国在关键产业领域合作的意愿与深度。在防务领域，特朗普要求印度购买F-35战机，希望通过对印进行大规模军售在短时间内扭转对印贸易逆差。对印度而言，购买F-35战机不仅采购和维护成本高昂，且会阻碍印度制造本土五代机的努力。

总体而言，印度试图在美、中、俄等大国之间寻求战略平衡，但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印度也意识到掌握这种“微妙的平衡”难度越来越大，其利用大国竞争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很可能导致多个博弈主体的反感，反而使自身陷入更深的战略困境。

（三）

双方产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美印关键产业链合作的实践效果不理想

长期以来，出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技能水平等现实状况的考虑，印度选择了一条先发展第三产业、再发展第二产业的道路，导致印度的经济结构呈现第三产业占比高、第二产业占比低的特征。截至20243-24财年，印度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升至55%，工业占比降至25.6%，其中制造业仅占14.72%，甚至较2019年的18%还有所下降。从实践观察，美印双方产业链合作的主要领域也集中在IT服务业，2020年至2024年，从印度外商投资结构看，服务业占比最高达到40%～50%，同时服务外包带动印度的服务贸易顺差逐年扩大，而印度商品贸易长期呈现高逆差。印度制造业基础薄弱，缺乏完整的产业链和配套体系，导致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未能显著提升，也未能按照美国设想，扮演好“中国+N”供应链外迁承接地的角色。自莫迪2014年提出“印度制造”战略以来，印度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不升反降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始终无法形成大规模投资于制造业的资金积累。由于外汇储备有限，印度会通过“选择性”执法限制跨国企业将在印度市场赚取的利润以外汇方式汇至母公司所在国，导致跨国公司投资印度的意愿下降。此外，印度着力发展仿制医药产业对研发投入巨大的美国生物医药行业形成了严重的利润冲击；而印度大量向美国输出服务型的廉价劳动力并通过侨汇获得外汇，又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美国以服务业为主的就业市场，无法与美国形成劳动力技能和产业链条的互补，使得美国公司对印度的劳动力市场缺乏信任，也抑制了美国公司加大在印度投资制造业的意愿。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电力供应不稳定、交通运输效率低下等问题进一步制约了制造业的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从微观层面观察，美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大幅增加。具体体现为由于印度在基础设施、物流、劳动力效率、营商环境等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部分跨国企业不得不继续将核心环节留在中国完成，如美国苹果公司一度将生产iPhone手机的部分产能从中国迁移至印度，但其上下游企业在印度的代工工厂因技术配套和劳动力成本问题一度遇阻，加之产品良率不理想，苹果公司和富士康等“果链”企业又不得不重新扩大了在中国的生产规模，仍将iPhone组装留在中国。上述针对跨国企业的“本土化—回流”博弈，反而进一步促使中国供应链在保持规模效应的同时，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增强了产业链韧性和技术竞争力。近年来，福特、通用和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等美国制造商都逐步停止了在印度的投资和生产。

六、结论

美印两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深化关键领域产业链合作是在面对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双向协同的结果。美国力图通过“新华盛顿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维护其经济霸权。而印度则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积极参与、推动“印太战略”，在地缘政治上实现“再平衡”，以提升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全球影响力。美印两国在遏制中国崛起方面战略趋同，动机一致，因而推动了关键产业链合作的不断深化。美印两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举措来推动关键领域产业链合作，以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美印不断深化在国防与太空、半导体、电信、软件与互联网服务等关键领域的产业链合作，对中国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产生了“双头挤压”和关键领域“产业外溢”影响。但必须要看到，由于美印两国客观存在意识形态冲突，经济战略和重大利益冲突以及产业要素的结构性冲突，使得美印两国在企业微观层面合作的实际效果有限，反而在贸易冲突升级背景下，两国“难以妥协”的矛盾被进一步放大，让印度面临“结盟”还是“自主”战略困境，使得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美印关键领域产业链合作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作者简介：

尹响，四川大学商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傅敏，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亚研究所硕士生。

本文转载自“国研网”2025年12月29日文章，原文刊载于《南亚研究》2025年第3期，原标题为《“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关键产业链“协同合作”：理论逻辑、实践效应与批判性思考》

本期编辑：姜心宇

本期审核：朱依林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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