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铁了心要开除那个带头闹事的穷学生，谁知三十年后学生成了国家主席，不仅不记仇还每月给他寄钱养老

01

一九六七年的冬天，长沙城里寒风刺骨，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躺在病榻上，枯瘦的手紧紧抓着儿子的衣袖，眼角淌下的浊泪打湿了枕巾。
老人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哆哆嗦嗦地交代了那句藏在心里半辈子的遗言：“替我给北京写封信，告诉主席，当年的事是我做错了，是我对不起他，这辈子能得他如此照顾，我张干死而无憾了。”
这封信终究是没能寄出去，没过几天，这位在教育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人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谁能想到，这位临终前还在忏悔的老人，曾经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那个人人敬畏的“铁腕校长”，而他口中那个让他愧疚半生的学生，正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故事得从一九一四年的长沙说起。
那一年，湖南省教育司搞了个大动作，把第四师范学校并入了第一师范学校。这事儿在当时的学生堆里炸开了锅，原来的四师学生心里憋屈，觉得自己像是被后娘养的一样并过来，还得降级重读；一师的学生也不乐意，觉得这帮“外来户”占了资源，两边谁也不服谁。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三十岁的张干走马上任，成了合并后的一师校长。
这张干是个什么人呢？用那个年代的话说，就是个标准的“严师”，办事雷厉风行，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他一上任，就把学校管得跟铁桶一样，那个年代外头兵荒马乱，学生们一腔热血想搞爱国运动，想上街游行。张干不管那一套，他觉得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谁要是敢带头闹事，那就是坏了学校的规矩，必须严惩。
再加上他这人平时不苟言笑，整天板着个脸，学生们私底下都叫他“老顽固”，师生之间的梁子，这时候就已经结下了。

02

真正让火药桶爆炸的，是一九一五年六月的那场“学费风波”。
那时候湖南省议会那帮人也是想钱想疯了，突然颁布了一条新规矩，要求师范生每学期要多交十块大洋的学杂费。
十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在那个年头，这笔钱足够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过上小半年的日子了。来读师范的学生，大半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本来就是冲着师范学校免学费来的，这一下子要交十块钱，那就是要了他们全家的命。
张干作为校长，上头的命令他顶不住，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压，通知全校学生必须按时缴费。这一下，彻底捅了马蜂窝。
学生们不干了，这哪是交学费，这分明是逼人退学啊！有人带头喊出了“驱张”的口号，说这一切都是张干为了讨好上面，故意坑害学生。
罢课开始了，整个一师乱成了一锅粥，学生们不进教室，天天在操场上抗议，甚至有人写了揭发信送到教育司，说张干“两面三刀，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横行霸道”。

当时的毛泽东，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后生，正在一师读书。
起初他没急着掺和，他这人做事向来稳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得先弄清楚这事儿到底是不是张干的主意。
等他在学校公告栏前看了一圈，发现同学们写的那些传单，虽然情绪激昂，但大多是在骂张干的人品，什么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全是情绪发泄，没打到七寸上。
毛泽东摇了摇头，对身边的同学说：“你们这么写不行，得抓住要害，既然要赶他走，就得说他办学无方，这才是他的死穴。”
大伙一听，觉得有道理，这毛润之平时文章就写得好，干脆让他来执笔。
毛泽东也没推辞，当晚就在油灯下挥笔疾书，写下了一篇轰动全长沙的《驱张宣言》。
这文章写得那是真漂亮，洋洋洒洒几千字，核心就十六个字：“向上逢迎，向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
这十六个字，字字诛心，直接把张干定性成了一个只会当官不会办学的庸才。第二天一早，这份传单就像雪片一样飞遍了整个校园，甚至贴到了教育司的大门口。

03

这下子，张干是彻底坐不住了。
那天早上，张干走进办公室，桌上就放着这张传单，他拿起来一看，气得手都在哆嗦。作为校长，他自问虽然严厉了点，但也是为了学校好，怎么就成了“贻误青年”的罪人了？
尤其是那文采，那逻辑，一看就不是普通学生能写出来的，张干当即拍了桌子，叫来学监一问，才知道这笔杆子出自毛泽东之手。
“好个毛润之，平时看他也是个读书种子，没想到是个害群之马！”
张干这次是真动了肝火，为了挽回校长的威严，他直接下了一道命令：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十七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并且还要在大礼堂举行全校大会，当众宣布这个决定，杀鸡儆猴。
这消息一出，全校哗然，但最着急的还不是学生，而是一师的几位名师。
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这些在湖南教育界响当当的人物，一听说要开除毛泽东，全都坐不住了。他们太了解毛泽东了，这是个难得的奇才，要是就这么被开除了，那可是国家的损失。
几位老师连夜找到张干，杨昌济更是直接放了狠话：“次仑兄，你要是敢开除毛润之，那我明天就辞职不干了！”
徐特立也跟着说：“学生年轻气盛，那是他们有血性，咱们做教育的，得有容人的雅量，哪能一棍子打死？”
面对全校老师的集体施压，张干也怂了，他虽然固执，但也不是傻子，要是把这些名师都逼走了，他这个校长也就当到头了。
最后，张干只好收回成命，把“开除”改成了“记大过”，这事儿才算勉强压了下来。
虽然毛泽东留下来了，但张干在这个学校也待不下去了，学生们的反对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没过多久，他只能灰溜溜地调离了一师。
那时的张干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差点被他赶出校门的学生，将来会把天翻过来。

04

这一别，就是整整三十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走了长征路，到了延安，成了共产党的主席。而张干呢，一直守着他那个教育圈子，在各个学校之间辗转，做一个教书匠。
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了，老百姓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头顶上。
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在报纸上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摆出了一副“和平建国”的姿态。
这时候的张干，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对政治其实并不敏感，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迂腐。他看报纸上蒋介石说得那么诚恳，心里就当了真，觉得只要毛泽东去谈判，这仗就打不起来了，老百姓就能过安生日子了。
于是，这位老校长也没多想，提起笔就给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里的语气，还是当年那种老师教训学生的口吻，大概意思就是：润之啊，你要以苍生为念，千万不要固执，蒋委员长既然有诚意，你就应该顺应大局，不要再打仗了，否则你就是历史的罪人。
这封信辗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看没看到我们不知道，但张干的这番见识，确实是那个时代很多旧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看不清蒋介石独裁的真面目，还把希望寄托在那张虚伪的谈判桌上。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毛泽东为了国家大义，真的去了重庆，签了“双十协定”。可墨迹还没干呢，蒋介石就撕毁了协议，发动了内战。
直到这个时候，张干才如梦初醒，他看着满目疮痍的河山，才明白自己当年的想法有多幼稚，也才明白自己那个学生走的路，才是真正救中国的路。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了。
那是全国人民欢腾的日子，可对于张干来说，日子却越过越紧巴。
他以前给国民党的学校当过校长，属于“旧人员”，再加上身体也不好，早早就病退在家。一家六口人，全指望他那点微薄的积蓄过日子，眼看着就要揭不开锅了。
更让他心里难受的是那份愧疚，每当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的照片，他就想起当年那一出“驱张运动”，想起自己差点毁了这个伟人，想起四五年前的那封糊涂信。
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老顽固。所以，哪怕家里穷得连米都买不起了，他也从来不敢跟人提他和毛主席是师生关系，更不敢奢望毛主席还能记得他这个“仇人”。
他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人民政府来清算他当年的“旧账”。

05

一九五零年的秋天，北京的中南海里，毛主席正在请几位湖南来的老同学吃饭。
座上有周世钊，也就是当年和毛主席一起搞学运的铁哥们，现在是湖南省的教育厅副厅长。
酒过三巡，毛主席突然放下了筷子，像是想起了什么往事，随口问了一句：“咱们一师的那位老校长张干，现在还在世吗？”
周世钊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当年那段公案，也知道张干现在的处境，但他拿不准主席提起这人是啥意思，是要算账呢，还是叙旧？
周世钊小心翼翼地回答：“还在呢，就在长沙，不过日子过得不太好。”
毛主席点了支烟，深吸了一口，眼神里没有半点恨意，反而透着一股子敬佩。
他缓缓说道：“张干这个人，还是很有能力的。当年他在一师当校长，虽然咱们赶走了他，但他没去当官，没去发财，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教书，为湖南培养了不少人才，这就很了不起啊。”
听到这话，周世钊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赶紧把张干现在的窘境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说他一家六口人吃饭都成问题，老人生着病，连药都买不起，前段时间还不得不拖着病体去中学代课换点米钱。
毛主席听完，眉头皱了起来，叹了口气说：“这不应该啊，老教师是国家的财富，怎么能让他们饿肚子呢？”
周世钊趁机说：“主席，其实张干一直觉得愧对您，当年要开除您的事，成了他的心病，他怕您记恨他。”
毛主席一听这话，把手一挥，大笑起来：“记恨什么？那时候我们年轻，不懂事，看问题片面。现在回头想想，张干当时也没做错什么，他作为校长要维持秩序，要收学费也是上面的规定。再说，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要不是他那次逼我一下，我还没那么大的劲头搞斗争呢！”
说完，毛主席当场就叫来秘书，亲自口述了一封信，是写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的。
信里大概意思是：张干先生是老教育家，现在生活困难，请省里务必予以照顾，每个月给他发津贴，还要给他在省文史馆安排个工作，让他老有所养。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一笔钱，让周世钊带回去送给张干，说是给老师补补身子。

当周世钊回到长沙，敲开张干那破旧的家门，把毛主席的话和钱带到的时候，张干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颤巍巍地接过那笔钱，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满了泪水。他以为自己会等来批判，等来惩罚，却万万没想到，等来的是那个被他伤过的学生的以德报怨。
“润之……主席他，真的不怪我？”张干的声音都在发抖。
“不怪！主席说您是好老师，是有骨气的读书人！”
那一刻，张干面向北方，长跪不起，哭得像个孩子。
从那以后，张干的日子好过了。政府每个月给他发一百二十斤大米，还有几十块钱的津贴，医药费也全报销了。
一九六三年，毛主席七十大寿，特意邀请了四位湖南的老教师进京做客，其中就有张干。
张干接到邀请的时候，激动得好几晚上没睡着觉。到了北京，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当毛主席大步流星地走过来，紧紧握住张干双手的那一刻，张干觉得这辈子值了。
毛主席拉着他在身边坐下，一口一个“次仑先生”，亲自给他夹菜，给他敬酒，还跟在座的人介绍：“这就是我当年的校长，那是很有学问的！”
席间，毛主席还特意提起了当年的“驱张运动”，他笑着举起酒杯说：“老校长，当年是我们年轻气盛，让您受委屈了，我敬您一杯！”
张干端着酒杯，手抖得厉害，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后只汇成了一句话：“主席，是我当年有眼无珠，是我对不起您啊！”
这一笑泯恩仇的场面，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红了眼眶。

在北京住了好些天，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又送了一大堆东西，还一直把张干送到了车门口，叮嘱他保重身体。
回到长沙后的张干，精神头好了很多，逢人就说主席的恩情。
可是岁月不饶人，一九六七年，张干病倒了，这次病得很重，医生也回天乏术。
躺在病床上的最后那几天，他总是望着窗外发呆，嘴里念叨着北京，念叨着主席。
弥留之际，他把儿子叫到床前，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交代了那个遗愿。
他想再给主席写封信，不是求什么，就是想再说一声对不起，再说一声谢谢。他想告诉主席，他张干这辈子教书育人，虽然有过错，但最后能得到主席的原谅和认可，他走得安心。
张干走了，带着那份沉甸甸的感激和释怀走了。
毛主席得知张干去世的消息后，许久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点了一支烟，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师生之间有过冲突，有过误解，但最终都在宽容和理解中化解了。张干虽然古板，但他守住了教育者的底线；毛主席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从未忘记尊师重道的根本。
这就是那个时代人的胸襟，也是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最打动人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