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铭文诉说了什么古老往事？川大博导吴毅强解读吉金里的“密码”｜名人大讲堂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摄影 陈羽啸

讲座现场

提起青铜器，也许不少人脑海中就能浮现的是古朴厚重、通体呈暗绿色的文物重器。在数千年历史的长河中，它们见证过国家的兴亡、朝代的更迭。而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古人“藏礼于器”的智慧结晶，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珍贵资料。

1月9日，一场关于古文字的穿越之旅，在成都师范学院（温江校区）开启。现场，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毅强做客2025名人大讲堂“汉字源流”季，以《青铜器铭文与两周礼乐》为题带来讲座，解读青铜器上的文字密码。

钟鸣鼎食间，一个王朝的礼乐秩序曾如何运转？青铜器上的古老铭文，又如何与传世文献相印证？随着吴毅强的讲述，线上线下的观众进入了一个琳琅满目的青铜器世界，与鼎、鬲、甗、簋、盨、尊、壶、卣、觥等一系列青铜礼器相遇，透过其上珍贵的铭文回到久远的先秦时代。

讲座现场

回到久远的中国青铜时代

体会吉金里的璀璨文化

如今，当人们走进博物馆中，凝视着一件件或精美，或拙朴，或独特的青铜器时，也许很难想到这些重器，曾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在历史的长河中，青铜还有一个浪漫优美的名字——“吉金”。

“在青铜器没有氧化之前，其原本就是黄色的、金灿灿的。”吴毅强就强调道，当下的人们要理解青铜器，就应回到当时的环境，理解古人如何用、如何想的，才能接近它们的本来面目。于是，在讲座的伊始，吴毅强首先回顾了中国早期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以及周代礼乐制度。

吴毅强表示，按照丹麦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提出的“三期论”，将史前时代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阶段。而青铜时代，是指以青铜作为用具和武器的阶段，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到前5世纪，相当于文献中的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

可中国的青铜文化，和世界其他地区有着明显差别。吴毅强提到，相较于其他地区将青铜器作为实用工具，中国古代青铜器自诞生之初，就被赋予很多特殊的内涵，“中国的青铜器远超其一般的实用功能，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礼制、思想、信仰等紧密相连。”

夏商周三代，正属于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中的鼎盛期。在这一时期，青铜器既是祭祀、礼乐等文化的物质载体，又是宗法、礼制、等级制度的外在化身，甚至成为国家、权力、地位的象征。“青铜时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毅强这样说道。

在讲座中，吴毅强还介绍了周公制礼作乐，这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远。以至五百年以后的春秋后期，孔子以及晋国的韩宣子提到周公制礼作乐，还赞赏不绝，“但需要注意的是，周公制礼作乐，应理解为以周公为首的执政者，对前代的礼乐制度进行加工、改造，以便适合周代的政治统治与社会结构。”

在吴毅强看来，周朝的礼乐制度，用八个字就可以体现——钟鸣鼎食、金声玉振。周人敬天祭祖，以宗法制度作为政治权力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西周开始盛行鼎、簋组合，形成了“列鼎”制度，“周人吸取商代酗酒亡国的教训，中国青铜时代礼器制度从商人‘重酒’转向了周人‘重食’的传统。”

“金声玉振”，则由编钟、编磬形成，这是祭祀和宴飨场合中使用的一种金石组合的打击乐器。周人严格规定了各级贵族的用乐制度，即“乐悬制度”。由此可见，周王朝将宗法制度和王权意识渗透于礼乐制度，用来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

讲座现场

鼎、簋、盘、匜……

透过青铜重器看周朝礼乐

说起青铜器的名称，鼎、豆、尊、壶、爵也许不少人都认识，那甗、簋、盨、斝、瓿、觚这些器物呢？讲座中，吴毅强说道，青铜礼器可分为五大类，分别是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循着他的讲述，观众得以了解不同青铜礼器里的代表性器物。

鼎，在吴毅强看来，无疑是最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后世词语如‘定鼎’‘鼎革’‘问鼎中原’等，皆来源于鼎这种重要的礼器。”吴毅强说道。同时，吴毅强还介绍了周朝实施的册命制度，即官员的任命有一套流程。而西周大盂鼎中的291字铭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册命金文，“这个铭文很重要，它凸显周人以‘天命观’来构建政权的合法性，还提出了很重要的治国理念，就是要效法‘先王’、‘敬德’，以及分封制怎么运作的。”

此外，吴毅强还提到了颂鼎，其铭文记录了一次册命典礼的完整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册命金文，百分之八十以上多铸于鼎、簋之上，说明鼎簋的重要性。

说了重要的青铜器，自然也少不了簋，其跟鼎一样，在商周时期作为标志贵族等级的器物。而据考古发现和礼书记载，簋往往成偶数出现，鼎以奇数出现。其中，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的利簋，其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这非常重要，该铭文与《逸周书·世俘》《尚书·牧誓》的记载相同，说明传世文献的记载完全可信。”

讲座中，吴毅强介绍了西周中期的豳公盨，这一青铜器中铭文的问世，是目前发现关于“大禹治水”的最早的文字证据，所带来的意义巨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运动，‘禹’是重点怀疑对象。”吴毅强说，当时有学者认为，《尚书》中的《禹贡》等篇，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而通过豳公盨的铭文，可以证明“大禹治水”在西周中期已经流行开来。同时，铭文对探讨古书形成的渊源很重要，也反映了周人治国理念。

同时，何尊、史墙盘、曾侯乙编钟、秦公镈等不少耳熟能详的青铜重器，也在吴毅强的讲述中，让观众更能理解其铭文背后的深刻含义和所代表的祭祀礼仪制度。透过这些器物，能够看到在历史长河中，周代的天命观、法先王、敬德、保民等基本思想及治国理念，以及敬天祭祖，明德孝友等伦理规范。“这些理念、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且远。”吴毅强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