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起兵反抗司马懿？为何却以失败告终？

公元249年年底，兖州刺史令狐愚忽然暴病没气了。

这场葬礼办得那是相当风光，但我敢打赌，如果这时候谁能把这位刺史的棺材板给掀开，估计能听见他那颗心脏还在扑通扑通狂跳——不是因为诈尸，纯粹是被吓的。

直到咽最后一口气，令狐愚都在死死守着一个惊天大秘密，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闭了眼，这事儿就烂在肚子里了。

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恰恰就是因为他这一死，直接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死人确实会守口如瓶，但给死人办后事的大活人可不会。

此时此刻，远在淮南的王凌还在做着那个“再造大魏”的春秋大梦。

这位快八十岁的老大爷压根没意识到，当他那个宝贝外甥令狐愚两腿一蹬的时候，他在洛阳那位老对手司马懿的眼里，就已经是个透明人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势均力敌的造反，纯粹是一只老掉牙的蝉，以为自己是黄雀，殊不知树底下那个猎人，刀都磨得锃亮了。

要把这事儿捋清楚，咱们得把日历翻到公元251年年初。

那时候，距离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干掉曹爽已经过去整整两年了。

这两年里，曹魏政坛表面上看着跟死水一样平静，底下全是暗礁。

太尉王凌一直憋着一口气。

作为汉末名臣王允的侄子，王凌骨子里流的那是士大夫最正统的血。

在他看来，司马懿控制下的朝廷早就变味了，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曹芳，说难听点，就是个还没断奶的提线木偶。

想翻盘？

王凌手里缺两样硬通货：一个是合法的出兵理由，一个是名正言顺的新皇帝。

老天爷有时候也挺爱开玩笑，就在王凌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东吴那边居然主动递过来一把“刀”。

这一年，东吴大帝孙权的身体彻底垮了。

为了防止自己死后魏国趁火打劫，孙权在病床上哆哆嗦嗦地下了一道死命令：封锁涂水（今滁河）。

这其实就是个纯粹的防御动作。

涂水直通长江，如果不堵上，魏国的水军三天就能从合肥冲到黄天荡，直接威胁建业（今南京）。

孙权这是在给自己那个刚立不久的小太子孙亮铺路，怕主少国疑，被人偷了家。

但这个消息传到淮南，王凌乐得差点没从椅子上蹦起来。

在王凌看来，这简直就是想瞌睡有人送枕头。

他立马给洛阳打了一份十万火急的报告。

报告写得那叫一个大义凛然，中心思想就一句话：“孙权封锁涂水，这是要沿河进攻合肥的前奏啊！

朝廷赶紧把虎符给我，我要集结大军，保家卫国！”

这招叫“借尸还魂”。

名义上是防备东吴，实际上只要兵权一到手，大军集结完毕，王凌的枪口立刻就会调转方向，直指洛阳。

王凌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但他忽略了一个最致命的问题：他的对手是司马懿。

当这份报告摆在司马懿案头的时候，这位经历了四朝的老狐狸恐怕连眉毛都没动一下，嘴角甚至可能挂着一丝冷笑。

因为在他眼里，王凌这哪是在搞军事演习，分明就是在“裸奔”。

为什么司马懿这么淡定？

因为早在王凌递交这份报告的一年多以前，洛阳方面就已经闻到了火药味。

而这个大窟窿，就出在那个死掉的外甥令狐愚身上。

这就得说说王凌的“B计划”——另立新君。

王凌不是傻子，他知道光靠武力清君侧，最后肯定会被打成反贼。

要想师出有名，就得从曹家再找个更有资格的人当皇帝。

他挑来挑去，选中了楚王曹彪。

曹彪是谁？

他是曹操的亲儿子，曹丕的亲弟弟。

论辈分，当今皇帝曹芳得管他叫一声“叔爷爷”。

在当时曹操那帮儿子死得差不多的情况下，曹彪无论是血统还是资历，都是绝佳的傀儡人选。

但这里有个巨大的历史遗留问题。

当年曹丕和曹叡父子俩为了坐稳皇位，对这帮曹氏宗亲防得跟防贼一样。

这些王爷们名为封王，实为囚徒，被圈禁在封地里，连在大街上多说几句话都要被监视。

好巧不巧，楚王曹彪的封地就在兖州，而兖州刺史正是王凌的外甥令狐愚。

这简直是完美的“灯下黑”。

舅舅在淮南掌兵，外甥在兖州管地，还要拥立在兖州的王爷。

在王凌的授意下，令狐愚开始频繁地派心腹去接触曹彪。

曹彪被关了半辈子，忽然听说有人要拥立自己当皇帝，那自然是激动得不行，当场就拍板答应了。

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忽然给你一个看上去触手可及的希望。

一切看似天衣无缝。

按照王凌的剧本，只要时机一到，他在淮南起兵，令狐愚在兖州响应，迎立曹彪为帝，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司马懿就算有三头六臂也难招架。

坏就坏在，令狐愚是个短命鬼。

公元249年，就在大事筹备的关键期，令狐愚病死了。

他的死，让整个计划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层。

王凌当时虽然痛心，但并没有意识到危险。

他觉得，只要自己不动，秘密就不会泄露。

但他太低估人性的弱点了。

令狐愚死后，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亲信，比如杨康等人，为了自保，或者是为了在新任刺史面前邀功，嘴巴并不严实。

历史的草蛇灰线往往就埋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角落。

虽然史料没有详细记载具体的泄密过程，但种种迹象表明，在令狐愚死后的这段时间里，关于“兖州以此谋反”的小道消息，已经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进了司马懿的耳朵里。

所以，当公元251年，王凌兴冲冲地拿着“孙权封锁涂水”当借口要兵权的时候，在司马懿看来，这就好比一个小偷大摇大摆地走进警察局，说自己想借把枪去打猎。

这哪里是去打猎，分明是给老虎送外卖。

王凌以为自己在利用孙权，其实他才是那个被命运捉弄的人。

他眼巴巴地望着洛阳的方向，等着虎符的到来，幻想着能够像当年的周勃诛杀吕后一样，诛杀司马氏，恢复大魏曹家的荣光。

但他等来的不会是虎符，而是司马懿亲率的大军。

这事儿说白了，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误判，更像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王凌代表的是曹魏最后的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试图用传统的忠义观念和并不高明的权谋手段，去对抗已经完全进化的司马氏政治机器。

而那个早就病死的令狐愚，就像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他的死，不仅终结了这场还未开始的政变，也预示着曹魏政权最后的反抗力量，即将随着那个封锁涂水的消息一样，变成历史河流中一朵不起眼的浪花。

王凌还在水边苦等，直到他看见远处扬起的尘土。

那一年，他八十岁，那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看见那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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