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6日傍晚,延安枣园门口的尘土刚落,伍修权就瞥见一张疲惫的面孔——警卫班长李凯国提前回来了。周围人都在收发电报,没人注意到他腿上的尘泥已经结块。伍修权凑过去,话没出口,李凯国的第一句话便是:“张副主席留在西安,我把人手全带回来了。”气氛一下子僵住。
李凯国并非新兵,他在红四方面军摸爬滚打六年,换过四双草鞋,也在枪林弹雨里用身体护过政委张才千。可这次任务不同,以往他护的是冲锋陷阵的首长,这回护的是正被组织审查、情绪不稳的张国焘。张的心思诡谲,连老资格的周兴局长都提醒:“多留个心眼。”
时间往回拨到1937年初春,中央保卫局把李凯国从特务队抽出来,直接调入军委警卫班。职位不降反升,可李凯国却皱了眉。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时的那股“独立王国”味道,前线弟兄都听过,谁愿意去贴身伺候这位“难缠的大领导”?可组织安排没得挑,他只悄悄给老战友写了几行字:“伴虎多年,先看路数。”
跟随张国焘的头几个月还算平静。张住在延安东山寺院,终日闷头下棋。李凯国发现棋盘对面常坐一个陌生人,国民党背景却模糊不清。每逢他端水送饭,那二人便将话头掐死。等到李凯国退出去,屋里又细声密语。久而久之,张干脆吩咐:“没有叫你,别进门。”这是警卫员最怕听到的暗号——首长在排斥安全耳目。
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与国民党表面上讲合作,暗地较劲更猛烈。“清明祭陵”便是这种微妙氛围里的试探。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发函邀请,边区本拟派秘书长应付,张国焘却抢着要去,并自称“代主席”。周副主席看他坚持,最终点头。周兴临行嘱咐李凯国:“对外,得护;对内,也要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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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抵达中部县,李凯国立刻觉出不对。接站宴席拉得排场,却没人给警卫班安排口粮。张国焘被蒋鼎文一通恭维,心里乐开了花,转身却责怪李凯国“闯禁区”。警卫班只能啃干馍、喝凉水。李凯国那晚在窗下守夜,隔墙听见张与那位“张局长”谈笑到深夜,隐约提到“另谋出路”四字,心头咯噔一下。
4月5日祭陵结束,本应返程。张国焘却声称要去西安“看林伯渠”。次日又改口,让李凯国率队先回延安,自己只带年纪最轻的张海。“副主席有令”,军人服从命令。可保卫任务半途拆队,规矩上说不过去。李凯国终究没狠下心,他把装有机密文件的背篓留在卡车上,一路风尘赶回延安,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
刚进军委机关大门,伍修权抓住他直奔周恩来住处。李凯国一边复述经过,一边眼眶发红。周恩来轻声打断:“先别哭,你按规定办事。问题出在张国焘,不在你。”随后周恩来立即乘车去西安、武汉,试图挽回局势。这番话救了李凯国,也把张国焘的危险走向推到台前。
武汉期间,张国焘的表现彻底暴露。他拒住中共办事处,执意下榻大华饭店;又要求单独面见蒋介石。在蒋面前,他称自己“在外糊涂多年”,暗示愿意转投。周恩来陪同在侧,只能客气回应:“你糊涂,我们还要革命。”那一刻,立场与理想的裂缝肉眼可见。
4月17日,周恩来给他划出三条路:回延安继续工作、请假疗养后再归队、声明脱党自行其是。张国焘表面含糊,转身却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接上线。当天夜里人就失踪,连小警卫张海都找不到。他最终发布脱党声明,背叛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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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延安,《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很快印发。山城石印机的油墨味掺杂春风,飘到每个机关院落。李凯国捧着那张薄纸,忍不住骂了句粗话:“跟了他一年,还真看走眼。”他没再纠结,一头扎回军委警卫工作,后来随叶剑英东渡黄河,继续干最熟悉的行当——护卫革命的安全线。
张国焘自以为跳船能获高位,结果只是国民党“政策研究室主席”的闲差。抗战胜利后更被冷落,客居香港,再辗转加拿大,晚景孤冷。历史很清楚地写下了结局:脱离人民就像折断弓弦,响声虽大,余音却短。
李凯国此后再没提起那趟“清明护送”,可在战友茶余聊起往事,总有人感慨一句:警卫员能挡子弹,却挡不住人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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