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评价的深意：为何说贺龙、陈赓，是我军最懂三教九流的人？

这张悬赏令有点意思，赏金十万大洋，抓捕对象是共党要犯陈赓。

更离谱的是，上海租界巡捕房的总探长为了抓这个人，竟然把一位神通广大的“王先生”请到了指挥室。

探长不仅亲自给这位“王先生”点烟倒茶，还一脸苦大仇深地说：“王兄啊，这陈赓太滑头了，只有靠你在江湖上的面子，才能把他挖出来。”

那位穿着绸缎长衫、摇着折扇的“王先生”，手里拿着印着自己照片的通缉令，淡定地抿了一口茶，眼皮都没抬：“放心，包在我身上。”

没人知道，此时此刻特务们满世界找的猎物，正坐在他们的老窝里，帮他们“出谋划策”。

这一幕真不是编剧写出来的，而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真事儿。

那位在刀尖上跳舞的“王先生”，就是后来共和国的大将陈赓。

而在几千里外的湘西大山里，另一位拿着烟斗的红军将领，正用江湖黑话指挥着上千名“哥老会”的袍哥兄弟跟敌人死磕。

这两个人办事风格野得很，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但向来严谨、被称为“军神”的刘伯承元帅却给了极高的评价：“我军最懂三教九流的人，一是贺龙，一是陈赓。”

这话可不是开玩笑，在那个甚至连呼吸都带着火药味的年代，能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战争艺术。

要想明白刘伯承这句话的含金量，咱们得先回那个乱成一锅粥的上海滩看看。

陈赓的“懂”，那是真正在水泥森林里跟魔鬼跳贴面舞。

作为中央特科的情报科长，他的战场虽然没硝烟，但全是暗礁。

当时的上海，帮会、巡捕、特务、买办，各种势力盘根错节。

在这种地方搞地下交通线，光靠一腔热血肯定不行，分分钟就得送命。

陈赓化名的“王先生”，混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他不仅是青帮大佬杜月笙门徒的座上宾，连英法租界巡捕房的人见了他都得喊声哥。

这种关系“铁”到什么程度？

1929年冬天那场事儿最能说明问题。

那天陈赓在卡尔登戏院（后来叫长江剧场）开秘密会议，结果国民党特务突然就把剧场给围了。

这种时候，一般人估计早就掏枪准备拼命了，但陈赓这波操作简直神了。

他在乱糟糟的人群里，一眼就认出带队搜查的那个警探，居然是自己平日里的“麻将搭子”。

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他非但没躲，反而大摇大摆地迎上去，一把拉住对方的手就开始寒暄，顺手把一叠钞票塞进对方手里，压低声音说：“兄弟们辛苦，拿去喝茶，别惊扰了雅兴。”

那个警探一看是“财神爷”王先生，手里又捏着实惠，立马心领神会。

他故意再封锁线上留了个口子，甚至还帮着驱散闲杂人等。

一场眼看就要导致上海地下党团灭的危机，就这样在推杯换盏的江湖道义里，连个响儿都没听见就化解了。

这本事，在当时叫“社会化伪装”。

陈赓之所以让刘伯承佩服，不仅仅是因为他能穿长衫扮富商，更在于他把那个人吃人的社会看透了——贪婪、面子、义气，全是漏洞。

当敌人还在用死板的教科书抓人时，他早就用江湖规矩编了一张网，把特务的眼线全变成了自己的情报源。

如果说陈赓是城里的变色龙，那贺龙就是山里的真老虎。

跟陈赓在名利场里周旋不一样，贺龙的“懂”，是因为他骨子里就是那股草莽劲儿。

现在的电视剧里老演贺龙元帅戎马一生，其实很多人忽略了他“龙头大爷”的身份。

刘伯承说他懂三教九流，指的就是他能把那些原始、野性甚至带点破坏力的帮会力量，硬生生给驯化成革命队伍。

1913年，才17岁的贺龙就加入了哥老会。

那年头湘西这地方，官逼民反，土匪比树都多，老百姓根本不信衙门，就信拳头和义气。

大家都知道“两把菜刀闹革命”，但这事儿的内核其实是一次标准的江湖反抗。

1916年，为了替老百姓出头，反对官府垄断食盐，贺龙带着弟兄们直接就把芭茅溪盐局给端了。

在官府眼里这是“匪患”，但在老百姓看来，这就是替天行道的“侠义”。

但贺龙高明就高明在，他没沉迷当这种梁山好汉。

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部队缺人缺得厉害。

贺龙根本没去贴那些干巴巴的征兵告示，而是直接动用了哥老会的“海底”（就是帮会名册）。

一句话传下去，黔东那边的贫苦农民、散兵游勇，甚至原本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就因为是“贺龙大哥”发话了，呼啦啦全来了。

美国记者斯诺去延安采访的时候都被惊到了，他在笔记里写道：“在哥老会中，贺龙的辈分高得惊人，他的名字就是一种无需解释的通行证。”

这种号召力，根本不是那种政治动员能比的。

更绝的是抗战那时候，贺龙带着120师去晋西北。

那地方乱得一塌糊涂，土匪、神道会、地方武装林立。

贺龙到了之后，没急着去“剿匪”，而是摆起了“龙门阵”。

他亲自写了一篇《团结哥老会抗战宣言》，里头全是大白话和江湖切口，把以前那种“反清复明”的旧义气，巧妙地给换成了“抗日救国”的大义。

我查了一下当年的《解放日报》，里头记载贺龙又一次开大会，让上千名“袍哥”对着关公像发誓打鬼子。

毛泽东听说这事儿后乐坏了，说：“贺老总这是把江湖堂会开成了革命动员会，把香火缘变成了同志情。”

刘伯承之所以这么推崇这两位战友，是因为作为参谋长，他太清楚战争这玩意儿，不光是地图上画箭头，更是对社会资源的极限动员。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维系中国社会运转的不仅仅是法律，更多的是宗族、帮会、人情这些看不见的网。

陈赓和贺龙，一个向左钻进了十里洋场的灰色地带，一个向右扎进了江湖草莽的深层土壤，愣是用各自的路子“黑白通吃”，把那些原本可能捣乱的力量，全变成了革命的助力。

这种“不按常理出牌”，恰恰是最大的实事求是。

1938年徐州会战侧翼配合行动，彭德怀专门点将让陈赓去平汉路破袭，理由就是那一带“土匪多、伪军多、关系乱”。

陈赓一去，不仅没打硬仗，反而找青帮的关系策反了伪军头目，又拉着当地红枪会一起抗日，才一个月局面就打开了。

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你就是把大炮拉去也轰不出来。

如今回头看这段历史，咱们看到的不仅是传奇，更是一个组织成熟的标志。

它不再是用同一个模子去套所有人，而是承认每个人身上那点独特的“野路子”。

贺龙手里的烟斗，陈赓手里的折扇，其实都是打开旧中国这扇锈门的一把把钥匙。

1961年3月16日，陈赓大将突发心脏病在上海去世，终年58岁；八年后，那个拿着烟斗的贺龙元帅也走了，那个充满江湖气又热血的时代，终究是翻篇了。

参考资料：

穆欣，《陈赓大将》，人民出版社，1985年

顾永忠，《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