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谜般的美国女人-史沫特莱与佐尔格小组初创，她是特工吗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解锁了一封尘封七十余载的密函。这页泛黄的纸页，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重新拉回公众视野，也让那个缠绕她半生的谜题再度发酵，那位曾经极度活跃在东方战场，且与教员和朱老总有着交往的美国女性，是否真的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隐秘特工？

1892年，史沫特莱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的底层家庭，早年的侍女、烟厂工人与书刊推销员经历，锻造了她叛逆而坚韧的灵魂。从《纽约呼声报》的职场历练，到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入狱六月，再到1919年起旅居柏林八年间与尼赫鲁的交集，她的人生早已与国际左翼运动紧密捆绑。1928年底，史沫特莱踏上中国土地，这一停留便是十二个春秋。抗战烽烟中，她奔赴前线、深入延安，以笔为刃向世界传递中国抗战的正义之声，可与朱德的一段共舞传闻，却为她的传奇添上了几分暧昧色彩。即便离世多年，笼罩在她身上的身份迷雾，始终未曾散去。

早在1941年日本特高课破获佐尔格案件的卷宗中，史沫特莱就被直接指认为苏联间谍。这一指控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学界数十年的争论。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各执一词，有人坚决认定她的特工身份，有人含糊其辞避重就轻，也有人全盘否认。直至今日，学界仍未形成统一定论，而在中国，“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官方称谓，始终是对她的主流界定。

客观而言，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史沫特莱从事过实质性间谍活动。以常理推断，这位行事高调、声名在外的左翼人士，与间谍所需的隐秘低调特质格格不入。但不可否认的是，她虽非佐尔格小组正式成员，却与这个二十世纪著名情报团队的组建密不可分，与核心人物佐尔格的往来更是超乎寻常。

华懋饭店，今天的和平饭店客房

佐尔格在日本受审时的供词显示，两人相识于上海，且同居高档的华懋饭店，往来极为便利。“我在欧洲就曾听说过她，我明白，我可以依靠她。”佐尔格直言，自己在组建上海情报小组时，曾多次向史沫特莱求助。这份信任背后，藏着诸多耐人寻味的巧合：1928年史沫特莱来华前曾到访莫斯科，而佐尔格当时正任职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她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在华活动，游走于民国社会名望贤达之间。

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

1933年佐尔格赴日时，使用的竟是同一报社的记者身份。种种线索暗示，两人的交集或许早于上海的相遇。

当然，至今没有证据表明史沫特莱知晓佐尔格的真实特工身份，作为热忱的左翼支持者，她对国际共运的同情与助力发自本心。但正是这份纯粹的支持，让她无意间成为佐尔格开拓情报网络的重要桥梁。史沫特莱的社交圈极为广泛，不仅结交大批中国左翼人士，身边还聚集着旅居上海的西方、日本进步群体，涵盖记者、作家、流亡者等各类身份，这些人无一不是佐尔格眼中理想的情报网络拓展对象。

尾崎秀实

在史沫特莱的寓所，她将密友、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引荐给佐尔格，为这个情报小组找到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尾崎秀实在日据台湾长大，对中国怀有特殊情感，在日本军国主义狂热蔓延之际，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寻求真理。早佐尔格两年抵达上海的他，凭借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站稳脚跟，与鲁迅、夏衍等左联人士过从甚密，还参与了《阿Q正传》的日文翻译工作，鲁迅曾评价他“不但知识面广，而且为人诚实可靠”。

佐尔格

两人迅速结为挚友，佐尔格曾坦言彼此私交与工作往来都极为融洽，尾崎从日本人士处获取的情报精准而珍贵。有趣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尾崎始终不知佐尔格的真实身份，甚至一直以化名“约翰逊”相称。这一细节，或许是佐尔格特意为惹眼的史沫特莱设置的保护屏障。即便后来知晓真相，尾崎仍坚定地协助佐尔格工作，直至1941年案件爆发。他在狱中回忆，与史沫特莱、佐尔格的相遇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正是两人的真挚与坚定，让他甘愿投身其中。

史沫特莱为佐尔格引荐的另一关键人物，是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及的“汉堡嘉夫人”鲁特·维尔纳。这位德国经济史学大师的胞妹，是共产国际功勋女间谍，二十余年谍报生涯零失误，最辉煌的功绩便是协助核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将“曼哈顿计划”等英美核武绝密资料传递给苏联。她在回忆录《索尼娅的报告》中，称佐尔格为“导师和榜样”，也披露了与他的相识契机。正是史沫特莱一句“愿不愿意认识一个可以完全相信的共产党人”，让她踏上了谍报之路。

维尔纳在小组中负责提供接头地点、保管情报与通讯设备等外围工作，佐尔格每周至少会在她家中召开一次会议。为掩人耳目，她常邀请资产阶级客人到访，以此淡化地下工作者聚集的痕迹。她的回忆录还揭开了更多小组成员的面纱，其中不少人需通过多重历史档案交叉考证才能确认身份，比如被称为“幽默的杨教授”的，实为中共秘密党员、著名社会学家陈翰笙。经研究者考证，佐尔格情报组织在华成员近百人，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抵穗港、北达哈尔滨的庞大网络。

佐尔格在受审时的反常表现，更添几分隐秘。他对在华三年的情报工作叙述详尽，却极少提及组中的中国成员，偶有涉及也以“名字难记”为由回避具体信息。这份刻意的沉默，显然是为了保护身处日占区的中国同志。他唯一提及的“很有本事的王君”，连姓氏都是虚构，这位神秘人物实则是方文（原名刘进中），史沫特莱引荐给佐尔格的第一位中国得力助手。

方文的身份同样充满传奇色彩，他后来曾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联络员，负责司徒雷登与中共代表团的秘密联络，1949年还担任北京公安局秘书长，统筹毛主席进城后的保卫工作。据他1991年在内部资料中的回忆，佐尔格被捕后不久，他因其他案件牵连被日军逮捕，侥幸越狱逃生。“他们如果知道这人就是佐尔格供出的那个姓王的，早就押解到东京归案，和佐尔格一同上绞刑架了。”

方文老前辈手稿（部分）

关于方文加入小组的经过，存在两种说法：一说他当时与中共组织失联，经史沫特莱引荐后，从翻译、剪报工作逐步成长为国际特工，史沫特莱全程担任他与佐尔格的联络人；另一说他是受周恩来直接委派，转入共产国际系统接受佐尔格领导。无论真相如何，佐尔格小组与中共隐蔽战线的紧密合作已成定论。

方文曾险些搞砸佐尔格交办的首个任务，却意外印证了这份合作关系。当时佐尔格委派他与中共隐蔽战线传奇人物潘汉年建立情报交换联系，久未与组织联络的方文情绪激动，两人接头时竟畅谈两小时，将自身经历和盘托出。佐尔格得知后立即撤销了他的联络员职务，理由是“话说得太多”。而佐尔格提供的情报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从德国军事顾问处获取的“掩体战略”情报，及时传递给鄂豫皖根据地，助力红四方面军主力成功转移，成为挽救红军的两大关键情报之一。

方文老前辈手稿（部分）

史沫特莱在上海奉贤路的居所，早已成为小组的核心据点。方文回忆，重要会议常选在那里召开，违禁文件也多藏于此处。“她是外国记者，可依法保存各类文件，且社交广泛不易引人怀疑。”作为联络中枢，她还承担着方文与佐尔格之间的传话职责，成为两人无法替代的沟通桥梁。

史沫特莱对中国的深入研究，更让佐尔格的工作事半功倍。她随身携带的卡片箱，收录了218名中国高级将领与地方军阀的详尽资料，小至身高体重、相貌性格，大至身份背景、政治主张，无一不包，连张宗昌拥有38位妻妾的细节都被记录在内。这份珍贵的资料库，为佐尔格快速掌握中国军政局势提供了极大便利。正如方文所言，若无史沫特莱引荐骨干、开拓人脉，佐尔格的情报网难以迅速成型，她堪称小组的“开路先锋”。

《中国呼声》杂志

除了协助组建情报网，史沫特莱还受共产国际指令，投身左翼舆论宣传。她主编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以及推荐伊罗生主编的《中国论坛》，均由共产国际出资创办，专门刊发受其领导的左翼作家作品。

1932年，为营救共产国际驻上海负责人牛兰夫妇，她与宋庆龄等人携手奔走，依托《中国论坛》发声造势，动用了上海几乎所有共产国际情报网络，包括中共地下情报系统。营救结束后，苏联情报部门因担心网络暴露，将佐尔格等人召回，史沫特莱也于1933年5月前往莫斯科。

1934年，因伊罗生与中共上海中央产生分歧，共产国际再次想到了史沫特莱。共产国际中国主席埃韦特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明确请求调她回沪，称“她在政治上不够强，但可以帮助她，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报纸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同年4月，共产国际正式下令派她返华主持《中国论坛》工作，经美国辗转后，史沫特莱于当年秋重回上海，将主要精力投入舆论宣传。

过于张扬的个性，却让史沫特莱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档案，详细记录了她的行踪轨迹，从莫斯科到美国再到上海的往返时间、出版著作、签约刊物，甚至养病地点都一目了然。中共与共产国际也对她颇有微词，1935年，米夫、王明、康生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指责她擅自会见地下工作者，因行踪被严密监视而可能暴露同志，建议立即将其召回。共产国际官员贝克更直接将当年二十余名中共同志被捕的事件，归咎于警方搜到了史沫特莱的工作计划。

（注：5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贝克在作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时说：“1935年2月，史沫特莱在北京的时候，由于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时发现了史沫特莱的工作计划，导致了黄文杰（化名科尔萨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连被捕。”）

曾与她并肩作战的宋庆龄，也对其工作方法表示不满，在致王明的信中提及，史沫特莱因不当安排导致秘密据点被破坏，虽本心善意却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

1936年，她与共产国际派来的格兰尼奇夫妇产生分歧，王明随即警告中外秘密工作者避免与其接触，多次要求她离开中国，均被史沫特莱拒绝。

在国民政府与美国舆论场，对她的评价更是两极分化。国民党称她为“阴谋分子”“政治骗子”，指责其报道煽动农民暴乱，甚至要求美国领事馆收缴她的护照；美国教会因畏惧牵连，不断向当局报告她的行踪。美国报刊对她的报道同样撕裂，左翼赞其为英雄，右翼斥其为无赖，好友辛克莱称她为共产党的“白肤女皇”，美共掌控的《工人日报》则公开批评她支持张杨、抨击蒋介石的立场。

1937年3月13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公开声明史沫特莱与中共、共产国际无任何关联，彻底切断她与革命组织的联系。至此，这位曾为共产国际奔走的左翼斗士，被彻底抛弃。此后她前往延安、助力新四军抗战的种种举动，都沦为纯粹的个人行为，与共产国际再无牵连。

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为史沫特莱的身份下一个确切定论。她从未有过直接从事间谍活动的实证，可又深度参与了佐尔格情报网的构建，为共产国际的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单纯的理想助力与刻意的特工行动之间，本就存在模糊的边界。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张扬自主的美国女性，的确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致力于中国红色革命，她早已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洪流、国际共运的复杂脉络紧紧缠绕。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共运史中波谲诡异，又极为隐秘中最耐人寻味的谜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