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为什么失败？

2026年1月3号凌晨，美军闪电袭击委内瑞拉，仅仅1个多小时后，美军零伤亡，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被抓获。

全球震动。

但委内瑞拉人对总统的被俘没有太强的感觉。无他，总统太奇葩，而老百姓自己的生活太苦——

因为电力短缺，马杜罗呼吁女性停止使用吹风机，让头发自然风干；由于食品短缺和通胀，超过60%的委内瑞拉人表示他们吃不饱饭，8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由于生活极度贫困，该国成年人的平均体重在一年内下降了约11公斤。委内瑞拉人自嘲这种被迫的体重下降为“马杜罗减肥法”。2025年，委内瑞拉通胀率超过200%——这意味着，物价涨到了原来的3倍，同样的钞票，一年内购买力下降了67%。近10年内，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委内瑞拉人为了生存，背井离乡去了海外。

但历史的镜头往回推50年，是一幅迥异的场景。

上个世纪70年代，人口仅仅3000万，但拥有全球第一的石油储量（占全球总储量17%）——委内瑞拉是“躺赢”的代表，人均GDP高居拉美之首，首都加拉斯加号称“拉美小巴黎”，中产阶级可以随手买下一张飞往迈阿密的机票去度周末和购物——当时的委内瑞拉人有一个绰号叫“给我两个”（Dáme dos），因为他们富裕到在购物时从不问价，总是习惯性地买双份。

“拉美巴黎”是怎么堕落到今天的？

镜头还是要拉回上个世纪——70年代油价飙升，海量的外汇涌入——委内瑞拉本币玻利瓦尔（Bolívar）被迫过度升值。委内瑞拉人民一下子真的“富的流油”，拥有了极强的全球购买力。但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的本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极其昂贵，失去了竞争优势。资本和劳动力被石油行业的超额利润所吸引，纷纷从农田和工厂中流出。最终，委内瑞拉陷入了“进口比生产更划算”的循环。既然石油能换回一切，为什么还要顶着烈日种粮，或是忍受漫长的工业研发周期？

到1970年代末，石油占委内瑞拉出口总额的比重已飙升至95%以上，政府收入的80%直接依赖于油价。在20世纪初，委内瑞拉曾是全球主要的咖啡和可可出口国；但到了石油时代，这种自给自足彻底崩溃。由于农业萎缩，委内瑞拉不得不进口超过80%的生活必需品和粮食——这意味着除了石油，整个委内瑞拉几乎不产其他东西。

这种经济结构让财富高度集中，石油带来的财富主要被外国资本和本国权贵瓜分，而普通劳动者的就业空间被极度压缩。农民们为了靠近石油红利涌入城市，但由于国内工业（除石油外）发育不良，他们无法在工厂就业，只能在加拉加斯的山坡上搭建棚屋，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山城贫民窟。

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生存状态几乎完全依赖于一个变量——国际油价。

80年代，随着全球石油供应过剩和需求萎缩，油价从1980年每桶约36美元一路暴跌至1986年的每桶14美元左右——委内瑞拉的进口能力断崖式下跌，但因为国内农业和制造业早已萎缩殆尽，委内瑞拉的超市货架变得空荡荡，物价开始飞涨。随着收入骤降，政府在油价高企时举借了巨额短期外债成了压顶的泰山——资本开始大规模外逃，整个国家也陷入了债务危机，百姓生活进一步恶化。

这种“资源诅咒”并不鲜见，同样是南美国家的阿根廷也有着类似的悲剧——阿根廷同样拥有肥沃土地和矿产资源，也曾因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其他部门的工业体系孱弱，从而不断陷入“货币贬值--债务危机--通胀高企”的泥潭。（）

更具有宿命感的是，面对这种国家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拉美的政客们往往“避重就轻”，不想去治理病根，走调整国家产业结构这种艰难的道路，而是选择走民粹主义的路线，用撒钱发福利来获取民意支持。但是高福利往往不可持续——在景气年份，政府挥金如土；但当国际油价或农产品价格下跌、收入锐减时，没有任何一个政客敢削减福利，因为那意味着政治自杀。于是，为了维持那些已经许下的诺言，政府只能转向最危险的手段：透支财政、疯狂举债、疯狂印钞，最终导向国家经济崩溃。

执政15年的查韦斯是过去三十年对委内瑞拉影响最大的人。

1998年，在经历了10多年的经济动荡（还是货币贬值、债务危机、通货膨胀、民生凋敝的老故事）之后，查韦斯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出生于普通家庭的他从小对社会不平等、资源分配和贫困问题有直观感受。他曾经说，“最令我痛苦的是贫困，这正是促使我成为反叛者的原因。”

但他解决“贫困”的手段不是增长，而是“分配”——查韦斯承诺选民要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公平、扩大社会保障与福利，手段则是国家干预经济、资源国有化。

比如说，查韦斯在任时启动的“玻利瓦尔使命”——涵盖成人扫盲计划、免费社区医疗服务、免费加油，为穷人建造低收入住房以及食品和其他消费品补贴等一系列社会福利项目——这慷慨的社会福利确实让查韦斯获得了底层群众的广泛支持，被很多人视为国父，2013年他去世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人涌上街头，哭声震天。

所有的福利都需要钱——那钱来自哪里呢？

主要是卖石油的钱。2000年到2011年正值全球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原油价格上涨了三倍——这些卖油的钱没有投资于本国长期的经济动能，而是主要被用在了福利项目上。

为了将卖油的钱转为政府收入，查韦斯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打击国内和国外资本：国有化浪潮席卷了包括石油，电信，电力，水泥，钢铁，银行等几乎所有命脉行业。2002年，查韦斯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进行政治化改组，解雇原董事会及高管并代之以政治盟友，而且石油公司的收入被直接抽走去支持政治项目，而非回流到油井维护和技术研发中。2007年，委内瑞拉政府又对合资项目实行国有化，三家美国石油公司中只有雪佛龙接受了股权重组方案，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在撤出委内瑞拉后，资产被委内瑞拉政府收归国有，陷入与委内瑞拉政府长达数年的国际仲裁。这也为委内瑞拉后来石油工业的衰退埋下了伏笔。

查韦斯鼓励工人和贫民去接管“经营不善”的工厂。但是，这些工厂一旦交给缺乏管理经验的“工人委员会”，产量往往迅速下跌。例如，委内瑞拉的钢铁和水泥产量在国有化后，都在短短几年内萎缩了60%以上——委内瑞拉的私营部门萎缩，外国资本撤离，本国企业家则将资金和人才转移到国外......

资源诅咒形成的经济结构病症，被当成贫富差距的经济分配病症，用一把“民粹主义”的手术刀进行治疗——结果治成了断肢。这就是委内瑞拉的坠落之路。就像清华大学刘瑜教授所言——

委内瑞拉危机的根源，并非简单归因于外部制裁或个体贪腐，而在于一套由“好人”出于道德激情所推动的乌托邦式经济理念

。”

2013年查韦斯去世后，马杜罗继任总统（就是被特朗普抓走的这位总统）。随着原油价格从每桶100美元下跌到50美元，委内瑞拉经济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崩溃。

因为委内瑞拉95%的出口收入、80%以上的财政收入依赖石油，腰斩的油价让整个国家又陷入了“出口收入暴跌--货币贬值--财政赤字--物资短缺--恶性通胀”的循环。

面对财政赤字，马杜罗政府没有选择缩减开支或进行市场化改革，而是选择了最危险的路径：疯狂印钞。根据IMF的统计，2018年委内瑞拉通货膨胀率一度接近1,000,000%。原来的社会福利体系也全面崩溃。

查韦斯的道德激情，最终演变了全体国民的噩梦——根据拉丁美洲统计局（ANCE）的数据，委内瑞拉目前的贫困率是拉丁美洲平均水平的2.6倍。与此同时，委内瑞拉也是拉美地区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最富有的10%人口控制着全国37%的收入。

回顾委内瑞拉的历史，我们回发现：“资源诅咒”与“民粹主义”绝不是孤立爆发的两场灾难，而是同一场宿命的“上游”与“下游”。它们并非巧合地相遇，而是像齿轮一样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

• 上游是单一资源对社会结构的“降维打击”。当石油租金如同潮水般涌入，它在冲垮本国制造业和农业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社会的生态系统。在一个产业空心化的国家，就业空间被极度压缩，底层民众与权贵阶层的矛盾被无限放大。

• 下游是政治创业者的“理性选择”。在这样的土壤上，像查韦斯这样的“政治创业者”出现几乎是必然的。从激励机制上看，治理“结构病”（如重塑工业体系、忍受转型阵痛）是一条漫长且吃力不讨好的路；而利用社会怨气，将“结构病”伪装成“分配病”，则是最廉价、最高效的竞选手段。通过道德叙事将问题简化为“坏人偷走了钱”，通过福利承诺将资源直接变现为选票，这在短期内是无往不利的政治杀手锏。

委内瑞拉的悲剧不在于某个人的“恶”，而在于用政治激进手段去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当一个国家发现通过分配石油财富就能获得政治合法性时，它就再也没有动力去建立法治、保护产权和鼓励生产。最终，所有人都被这种短视的逻辑推向了同一个结局——在守着世界第一石油储量的废墟上，忍饥挨饿。

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Acemoglu）和罗宾逊（Robinson）有本著名的书叫做《国家为什么失败》——他们认为，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繁荣的，不是资源禀赋、也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制度本身。更具体地说，是制度究竟是“包容型”还是“掠夺型”。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这样的例子，经常会被用来作为“制度决定论”的有力证据：只要制度掠夺，国家就会失败。

但我觉得，从阿根廷的眼泪到委内瑞拉的失败，恰恰说明了，制度不是外生的决定性变量，而是内生于经济和文化之中的均衡变量：极端的资源结构、社会贫富裂痕、拉美消费文化，以及政治人物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选择的短期激励，共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将这个国家一步步“推”向了那个看似荒谬、实则必然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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