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水分很大的名人，就这？还被捧成了神！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活跃在网络的“野生专家”，给于一个十六世纪的人以极高的待遇，也给予他主持的“万历新政”以高度的认同。甚至有人说，没有万历新政的话，大明可能提前四五十年就完了。有那么玄乎吗？

站在“事后诸葛”的上帝视角来看，操刀万历新政的正是被人捧为“救时宰相”的一代名相、张居正。你要说新政不好吧，他确实替明帝国省下了一大把银子，中央财政搞得很宽裕。你要说新政好吧，为何新政执行了六十二年后，明帝国就轰然垮塌？

万历新政其实把明朝“坑”得不浅，大明王朝的灭亡与所谓的小冰河期关系不大，同期的后金也是小冰河期啊，人家也粮食减产饿死人啊，为啥就你大明灭亡要怪小冰河期呢？真正让大明一蹶不振，倒在坑里的，正是张居正本尊。

企鹅当年发家时并不是原创，而是发现以色列人搞得OICQ很时髦，然后模仿人家。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稍微年轻一点的人，都不知道OICQ才是企鹅的1.0版本。四百多年过去了，很多人也不知道“一条鞭法”根本不是张居正原创，嘉靖九年（1530年），已经病退的武英殿大学士桂萼给朝廷上了一份《任民考》的奏疏，建议皇帝搞“编审徭役”，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这才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1.0版本。

户部尚书梁材在任上把桂萼的主张发扬光大了，并从东南诸省（江苏、浙江、安徽）试点，然后往南推广到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往北推广到山东威海卫。当年，1.0版本的“一条鞭法”出台试点时，张居正还是五六岁的学龄前儿童，此时离大明灭亡还有110多年，王朝正当中年。

大明的官僚们早就看出来，整个王朝的征税问题很大，执行了一百多年的实物征收会让衙役们采取非正常手段盘剥克扣，这样子老百姓无论交多少，实际上皇家收到的都是少数，大量的税收损耗在流程上了。大家都是考科举出来的聪明人，不可能就张居正一人能看出毛病来。一条鞭法确实也解决了实物储存运输的成本问题。一石粮食180斤，换成白银是一两左右，而一两银子不过37克，这运输成本差别海了去了。整体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儿。不好的话，张居正也不会傻到全国推广。

问题是，大明此时已经是老马拉破车，跑不快了。张居正心浮气躁，一鞭子下去，用一条鞭法给大明这架马车抽得飞跑起来，加速太快，爆胎了！

一条鞭法的改革非常省事，砍掉了社会资源流转损耗环节，同时推行“土地清丈”，以KPI考核指标核查官吏是否干活，谁清丈的土地亩数多，谁的政绩就好，谁可以优先提拔重用。老爷们为了个人仕途，抠亩数、搞指标。大干快上，不争朝夕，只争亿万！从万历六年到万历九年，为期3年的土地清账，愣是将弘治时期的400万顷拉升到700万顷。古代一顷是一百亩，相当于3年多出3亿亩地。现在中国的土地红线是十八亿亩，四百年前就能在三年时间新增3亿亩，怎么听也像是“放卫星”。而且，这是官方鼓励的放卫星，也是张居正鼓励的放卫星。多出的300万顷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次之，南方诸省的土地亩数居然相对比较“属实”。

张居正还规定，土地亩数一经上报，便没有任何弹性，户部就给固定死了，往后“只能多，不能少”。如果有地方出现灾祸，土地撂荒了，按理说税会减少，可是地方官吏为了头上那顶乌纱帽，断然不会轻易顶着自己被朝廷“追责”的风险，体恤百姓疾苦。因为天灾可以有，官帽子不能没有。于是只能提高单位面积征收的税率，导致更多的自耕农承担不起，因而破产成为流民。自耕农变成流民，实际可征收的土地就更少了，那就接着再加税。地越来越少，税越征越高，流民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恶性闭环”。这就是“天灾人祸”了。

豪强地主如果兼并自耕农的土地，顶多是低价买入，破产的自耕农好歹还能见俩钱儿。官府加税之下，资不抵债，税钱比撂荒后的亩产更高，自耕农只好抛弃土地逃亡。

“一条鞭法”是将田赋和丁役“合二为一”打包折成现银，逼迫老百姓用现银交税，底层人民不仅丧失了实物抵税方式，只能抛弃实物、藏匿实物，或者被士绅地主盘剥的更厉害。甚至会加剧土地抛荒，生产资料损失。老百姓都是用脚投票的，没有货币缴税，最后会把生产工具都卖作货币。这还让老百姓怎么活？表面上各级官吏似乎无法克扣实物，贪污实物，损耗实物。但是他们直接抢劫货币，或者把老百姓的生产资料抵扣、质押、当卖不是更方便吗？虽然有考成法，但都是在鞭策官吏，对农民，对农业生产实在无意义，全都是饮鸩止渴。

以前实物缴税，税吏还不好意思说你家里两亩地值多少粮食，因为粮食亩产有具体数，你说少了贫下中农不肯卖地。改为张居正的白银缴税，地主劣绅今天说你家地值一两银子，明天就借口收成不好，值五钱碎银，后天就成一钱银子。这就跟股票一样，涨跌都是庄家说了算。

土地持有人觉得种地不划算时，可以为了不交税，而放弃对财产的所有权。不愿意种了，干脆把地一扔，要么云游四海要饭去，要么变卖自己给大户人家当奴仆。耕地撂荒，大量自耕农变成奴仆，黑在大户人家成为黑户，跟着来的就是“粮荒”。万历后来看出张居正这套方法的弊端，派出太监大力征收工商税，“不忍加派小民”。但是历史不给他机会。天启、崇祯年间，反其道而行之，放弃对东林士大夫把持的工商业、海外贸易征税，大规模向自耕农征农业税，加派三饷，整个大明王朝终于跑不动了，只能破产，散摊子完事。

同时代的唐鹤征，以及后来的黄宗羲等诸多思想家，就曾对张居正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黄宗羲曾评价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一条鞭法也就有利于一时而已，对于后世，危害太大了。可惜，老黄的后悔药张居正是吃不到的，他死后，哪管那洪水滔天！

当李自成、张献忠下场时，多出300万公顷的一条鞭法主阵地河南，居然成了李自成绝地逢生的主战场！当李自成在潼关南源被洪承畴、孙传庭杀得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躲藏时，其实已经气若游丝，农民起义差不多应该算完事了。结果仅仅三年，李自成从商洛山中闯入中原，河南大荒，饥饿的灾民遍地都是，十八骑的李自成几乎是瞬间就聚拢了数十万兵力，不仅三攻开封，还将老对手孙传庭杀得尸骨无存。接着北上京城，逼得崇祯挂了煤山。

你说，没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李自成哪里能聚到这么多兵？？如果一条鞭法真得那样有意义，为什么绩效最好的河南，应该地最多，粮最多，为何却成了明末的人间地狱？

一代名相，就这？还被捧成了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