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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陆,德国联邦审计署最新报告抛出重磅结论:国内新能源战略落实进展远未达成目标。产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程度持续攀升,这一趋势未来大概率将演变为联邦财政的长期负担。
客观来看,以德国当前状况,即便不讨论发展氢能是否会加重联邦政府负担,本土现存的制造业产业中,还有哪一个不需要政府负担?多数产业已迁移至其他地区,苏州就是典型目的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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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氢能战略启动于2020年,当时推出首个国家氢能战略版本,计划筹措90亿欧元推动氢能生产与应用。
2023年发布的新版本战略进一步画饼,到2030年将电解氢产能从5吉瓦提升至至少10吉瓦,以此巩固德国在氢能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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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际情况是,全球氢能“降温潮”早已席卷欧洲,德国自然未能幸免,《中国能源报》2025年8月报道显示,欧洲多国大批氢能项目前景惨淡,德国更是重灾区之一,就连俄罗斯专家都忍不住直言“德国现在正面临着工业危机。”
欧洲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曾计划将德国两座钢厂改造为氢燃料熔炉,项目价值25亿欧元,即便已获得13亿欧元补贴,最终还是选择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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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意昂集团也直接取消了本土氢能设施建设,同时退出了H2 Ruhr管道项目,这些并非个例,德国氢能战略的整体落地情况同样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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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作为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能源载体,发展必须依托完整产业链,同时需要工业用户的实际需求支撑,当前德国氢能产业在这两方面均存在明显短板,资本与政策基础极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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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似乎存在争议。德国联邦政府已为新能源发展设立氢能国务秘书委员会、国家氢能理事会、氢能发展指挥部等多个机构,众多人员为绿色能源发展殚精竭虑,《今日新闻》的评价显然未考虑联邦政府的实际难处。
所谓“缺乏工业用户”的说法也不准确。工业集团蒂森克虏伯就曾表态,到2050年将在德国仅使用氢能生产气候中立、环境友好的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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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首席财务官克劳迪乌斯·克劳斯伯格强调,氢能是推动工业适应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
蒂森克虏伯拥有诸多代表性工业产品,比如8.8厘米Flak 36高射炮,该装备于1936年至1937年进入德国国防军服役;此外,克虏伯还生产8.8厘米KwK 36坦克炮、古斯塔夫超重型铁道炮等经典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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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产品在当年口碑极佳,无论是德国国防军还是盟军都对其质量予以认可,如今的蒂森克虏伯早已将发展重心转向中国市场。
1988年,克虏伯集团在华成立第一家合作公司;2014年,为上海建成世界首条商用磁悬浮列车提供大量技术与产品;2005年在北京设立蒂森克虏伯投资有限公司,彰显了扎根中国市场的长期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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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蒂森克虏伯关于2050年在德使用氢能炼钢的表态需客观看待。一方面,2050年克虏伯在德国是否仍有产业布局尚未可知,另一方面,届时德国能否实现氢能产能目标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甚至当前的联邦德国政府是否存在都要打个问号。
德国发展氢能的应用场景规划涵盖多个领域,据德国媒体DM介绍,氢能可用于现代燃气发电厂发电,还可驱动卡车、轮船及航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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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还根据制氢方式的环保程度,将氢能分为灰氢、绿氢、蓝氢和粉氢四类,通俗来讲,灰氢通过蒸汽甲烷重整法制取,用天然气和水蒸气催化反应,过程中释放大量二氧化碳,环保性最差。
蓝氢是在灰氢基础上回收利用二氧化碳,算是稍作改进;绿氢靠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取;粉氢则是通过核能电解制取,核能在德国人眼中不算环保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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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发展氢能的核心逻辑存在明显矛盾:用氢能发电,却又将电解水制氢定义为可再生能源,这相当于先用电制氢,再用氢发电,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闭环,电力来源这个关键问题却被刻意回避。
这套存在明显漏洞的规划,正是由氢能国务秘书委员会、国家氢能理事会、氢能发展指挥部及各州相关部门共同制定的。
就连国家氢能委员会代理主席也承认,绿氢成本远超预期,绿色产业的高成本导致产业链陷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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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本使得氢能对大型工业用户缺乏吸引力,需求端的疲软又让潜在生产商望而却步,在缺乏足够订单保障的情况下,能源企业不敢贸然投资新建产能;产能不足进一步推高成本,导致需求再次萎缩,市场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如今德国本土大型工业用户已所剩无几,当地时间11月13日,全球照明巨头欧司朗的员工与工会在慕尼黑公司总部集会抗议,反对企业关闭工厂和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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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抗议的员工表示,管理层明确告知他们,产品竞争力下滑,公司必须迁移至中国,员工最关心的是能否保住德国本土的工作岗位。
工会成员也表示,曾对德国联邦政府和企业管理层抱有期望,希望政府和国家采取行动解决工厂外迁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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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企业纷纷来华,绝非仅因劳动力成本优势,答案就藏在日常观察中,11月,联盟党籍德国总理朔尔茨召集政府、企业、工会及多个联邦州高级代表召开钢铁产业峰会,重点讨论德国工业核心——钢铁产业面临的困境与未来发展路径。
朔尔茨在会议中表示,德国钢铁业正面临生死存亡危机,计划在欧盟层面强化贸易保护政策,推动德国及欧洲本土市场优先使用德国产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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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联邦政府宣布建立每年两次的对华依赖评估机制,拟在联邦议会内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具有重要安全性的德中经济关系。
该委员会由19名成员组成,主要职责包括审查德国在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性与脆弱性,调查中国投资者在德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现有及潜在投资,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开展审查,实现去风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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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盟党和社民党政治家看来,德国企业如同“不谙世事的大小姐”,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完全是外部因素导致。
他们始终不愿承认,问题根源在于德国政府要求钢铁企业使用电解水制氢发电炼钢,以及坚决禁用核电的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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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会要求政府解决工厂外迁问题,但这一诉求根本无法实现,毕竟德国政府无力阻止企业来华,却有能力“解决”工厂本身——当本土工厂全部消失,自然就不存在外迁问题了。
在淘汰本土工厂和制造业方面,德国绿党堪称“全球领先”。绿党政客贝尔伯克就是要求蒂森克虏伯使用环保氢能发电炼钢的核心推动者,她的这一主张被评价为“蠢操作”,德国本土民众更是直言其“充分体现了本国多元产业仍需发展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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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伯克对华态度强硬,主张对在中国市场获得补贴或未遵守德国环保标准的企业征收反倾销税,她公开表示,希望保护德国原材料产业,强调德国有能力以环保方式足量生产钢铁,不能坐视欧洲市场被中国钢铁产品“淹没”。
绿党的崛起有着特定历史背景,早年因反对战争、倡导环保兴起,如今却与美国、北约及大西洋主义势力捆绑,在美国主导下持续以“反智”作风阻碍德国工业企业发展,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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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发展遵循客观规律,德国工业企业正用脚投票,选择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中国市场。这一趋势绝非绿党政客的“反智操作”所能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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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打铁还需自身硬,产业发展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立足自身实际,德国氢能战略的困局警示我们,脱离产业基础的宏大规划终究是空中楼阁,违背市场规律的政策导向只会将产业推向深渊。
唯有脚踏实地立足自身优势,找准发展方向,才能让产业发展行稳致远,这也是所有国家在产业转型过程中都应汲取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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