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2月6日夜,贵州毕节城南营地灯火零落,枪声猝然炸响,陆军少将庾恩旸应声倒地,年仅三十五岁。随后三日,行营上下被勒令封口,行刺者李炳臣当场伏法,死前只说了一句:“长官有令,属下不敢不从。”
传讯电报飞往昆明,云南都督唐继尧却反应冷淡,仅下令厚抚李家,草草结案。消息放出,滇军将校几乎都懂了:庾将军的死,十有八九与“都督府”脱不开干系。多年并肩的袍泽,为何走到今天这个结局?谜底要从十多年前的滇池畔说起。
1902年,昆明城外的马号营学堂迎来了一个清瘦少年,他叫庾恩旸。幼年丧父母,靠大哥庾恩锡做小生意供他读书。性格倔强的他,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背诵《孙子兵法》,誓言“救国须从强兵始”。翌年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云南高等学堂,恰逢日本明治维新之风正劲,庾恩旸被选送往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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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期间,他结识了唐继尧、蔡锷等滇籍学生。几位青年常在神田区的小茶馆探讨时局,茶气氤氲中,庾恩旸曾拍桌而起:“等回国,咱们一定要让这腐朽王朝见识点厉害!”这句话后来成了同窗们回忆他的经典场面。
1909年夏,学成归滇。庾恩旸被委任筹办陆军讲武学堂,从操场到教室,处处能见他与新兵同吃同训的身影。实弹考核那天,他领的学员射击成绩高居全省第一,滇督张人骏赞叹“此子可堪大用”。紧接着的武昌起义,让这批年轻军官终于等到上阵的机会。
1911年10月30日原定零点起义,但20时军械库走火走漏风声,形势骤变。蔡锷当机立断提前开枪,云南城内炮口一齐怒吼。短短数小时,督署旗杆换上了蓝白十八星旗。滇人称这夜为“重九起义”,庾恩旸冲锋在前,枪托砸开最后一扇铜门时才发现双手血泡,但眼里全是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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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后,蔡锷任都督,庾恩旸出任参谋部部长,唐继尧坐镇督练处。纸面上三人团结,暗潮却已涌动。1913年春,蔡锷北上北京,唐继尧接过都督大印,权力迅速集中。有人揣测,两位故交之间的嫌隙源于私生活——唐继尧花名在外,却偏偏看中了庾恩旸的妻子钱秀芬。
钱秀芬出身云南名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最爱在府中弹奏《梅花三弄》。一次家宴,唐继尧举杯对她半开玩笑:“若得佳人一笑,足抵千军万马。”这句轻佻话让庾恩旸脸色微沉,桌上气氛骤冷,旁人却装作未闻。自此,两位旧友渐行渐远。
军阀混战的漩涡越来越深。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闹复辟,滇军随护法军北上讨逆。唐继尧让庾恩旸率部出滇,名为东征,实则将对手远远撂到千里之外。兵出关口前夕,一名密探曾低声劝他提高警惕,庾恩旸只是苦笑:“兄弟二十年交,他不会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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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草草收尾,1918年初,部队驻扎毕节休整。庾恩旸习惯夜巡,三更时分独自绕营而行。李炳臣持枪迎面,扣动扳机前低声道:“将军,恕罪。”枪口火光一闪,枭将殒命,再无回声。
此后一年,唐继尧以“安慰遗孀”为由,频繁出入庾府。1920年初,唐公馆张灯结彩,主人迎娶的正是昔日结义兄弟的遗孀钱秀芬。坊间惋叹声与谣言交织,却都被军队的刺刀压了下去,只留下一地口风难测的残词。
庾家不愿再与唐系较量,带着悲痛经商自保。1921年,庾恩锡创设“云烟公司”,推出“大重九”卷烟,取意“重九起义”,既记兄长,也寄望云南不再战乱。没想到,这一品牌后来成了国内耳熟能详的老烟标。
战争阴霾下的家族命运继续被历史推搡。1949年暮秋,庾恩锡之子庾家麟随国民党撤往台湾,重操烟草旧业。岁月轮转,家名几经沉浮。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庾家麟之子庾澄庆以一曲《报告班长》成名,继而凭《情非得已》《春泥》火遍两岸三地。舞台灯光闪耀时,台下少有人知道他祖父辈的枪声与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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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庾澄庆年轻时常被媒体追问家世,他总笑言“祖上是做烟的”。直到后来族谱曝光,庾家那段斑驳的军政往事才浮出水面。观众恍然:跨越半个世纪的硝烟,最终换来一副麦克风与掌声,命运的转折让人唏嘘。
值得一提的是,若庾恩旸未死,他极可能在1920年代加入护国、护法战局的主导层,滇军格局或许完全不同。历史没有如果,这位35岁的陆军上将只留下几个弹孔、一方简短墓碑,以及那支声名远扬的“大重九”香烟。
至今,昆明翠湖边的碑林仍刻有他的名讳。游客多为牌匾驻足,却未必识得碑上小篆“庾将军”三字。风来时,槐叶沙沙,仿佛在替那段被尘封的兄弟反目与美人劫低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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