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农民们要将一国民党大官枪决，叶剑英马上电令：刀下留人

1951年9月初，岭南英德城外的晒谷场上人声鼎沸，土改工作组刚刚贴出公示：本月十五，原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莫雄将被就地正法。老乡们拍掌叫好，队伍里甚至有人扛来竹杆做“枪桿”。消息飞速传进广东省委统战部，古大存拿着薄薄一纸判决书愣了半晌，随即冲进办公室拨电话，“这人不能杀，必须马上请示叶参谋长！”

古大存与莫雄相识已久。1938年，他们在粤北前线共同组织过抗日游击支队，莫雄的掩护让几百名新四军战士得以脱险。可眼下的农会干部只认阶级成分，谁听得进这些“旧账”？古大存一句 “旅长曾救过红军”，换来的是一片摇头。再拖几天，粮秣队就得备刑场了。

叶剑英此刻正在广州忙着军管工作。电话接通，古大存只说了两个要点：“莫雄”“枪决”，叶剑英怔住三秒，脱口而出：“立刻制止！”随后，他飞速给省里发电报，末尾四个字——“刀下留人”。这封电报改变的不只是一条人命，也将一段深埋十七年的往事重新拉进众人视线。

时间倒回1934年10月的庐山。山顶雾气厚得像浸水棉絮，蒋介石主持的秘密军事会议在牯岭旅社悄然展开。文件封面盖着蓝色“极机密”钢印，文件名更狠——“铁桶计划”。150万兵力、270架飞机、30多道铁丝网、步步碉堡线，只要实施完毕，瑞金方圆百里寸草不生。蒋介石扫视全场，抛下一句：“毕其功于一役！”掌声雷动，唯独一个矮个中年军官垂眼不语，他就是莫雄。

莫雄与蒋介石交情非浅。1922年桂林陷入土匪围城，是莫雄率人夜突救出蒋介石，这份救命之恩让他得以旁听本不该参加的最高机密会议。然而正是这次旁听，让他彻底与蒋介石分道。文件越看越冷，他暗暗盘算：若不把情报送出，中央苏区怕要葬送在江西群山。

两天后，会议刚一散场，莫雄就带着成摞文件下山。他手里握有三千大洋的活动经费和两张空白任命表，那是蒋介石对“救命恩人”的无条件信任；可莫雄把这份信任变成了利刃。深夜德安司令部，灯火摇曳，他召来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等“自己人”，摊开作战图，几人对视一眼便明白了分量。项与年咬咬牙：“抄！全抄！今晚抄完立即出发。”

薄纱纸、密写药水、学生字典，情报被化整为零。为掩人耳目，项与年索性把石块往脸上砸，几颗门牙夹着血沫落地。他披着破毯，背着盛馊饭的口袋，在碉堡林立的封锁线之间装疯卖傻。哨兵嫌脏，挥枪赶人，谁也想不到那口袋里藏着改变战局的字典。十几天后，情报送到瑞金。周恩来看完，只说了一句：“长征，看来非走不可。”

中央提前部署，红军主力夜渡于都河，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很多年后，无数人追问：“若无那份情报，结局会怎样？”答案没人敢想，能确定的是莫雄成了“未入党却在党内挂号”的朋友。

抗战时期，莫雄被调往税警总团，又两次暗中放行地下党人员。胜利后他赋闲上海，靠旧识宋子文的空头职务糊口。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南下在即，毛泽东把《资治通鉴》合上，对前来辞行的叶剑英说：“进广东，务必找到莫雄。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安排工作。”

于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出现一位戴眼镜、行事低调的老头。唯有少数老同志知道，他曾把庐山会议掀给了对手。可在乡亲们眼中，莫雄仍是“国民党大官”。土改推进，贫农分田情绪高涨，“镇压反革命”口号此起彼伏，莫雄榜上有名，名单贴到祠堂门口，乡里烧香放炮。

关键时刻，叶剑英电令生效：立即停止对莫雄的一切审判程序，等待省委复核。工作组负责人接电报时还嘀咕：“这老家伙到底什么来头？”没两天，省委下文，四个字——“内部关系”。枪决取消，农会代表虽然难以理解，但命令就是命令，队伍悻悻散去，晒谷场重新静下来了。

莫雄后来被安排查阅广东省志，专门整理近代革命史料。他每天挎着布包，到图书馆翻旧报、校档案，偶尔同年轻干部喝茶，提起往事只淡淡一句：“做过一点分内的事。”1956年，他病逝于广州，享年六十五岁，遗物除了一封未寄出的家书，便是那副早已补过多次的蔡侯纸眼镜。

岭南秋夜，细雨敲窗，曾经轰鸣的炮火归于沉寂。莫雄的名字，在官方文件里被归入“统战对象”，字数不多，却埋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暗线。人们或许记得叶剑英那道“刀下留人”的电令，却未必知道，十七年前，一份密写在学生字典里的情报，曾为无数人赢得了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