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之子申再望，就父亲调粮出川之事写信给邓小平，后来呢

1989年4月25日清晨，成都送别李井泉的灵车在细雨里缓缓启动。站在人群最后排的申再望把伞握得很紧，愣在原地。他心里盘旋的不只是丧父之痛，更有一个拖了多年的疑问——父亲当年主导的四川调粮究竟是功是过。

雨声盖不住耳边的议论：有人说李井泉“左”，有人说没有他四川撑不过三年困难时期。申再望跳出悲恸，暗下决心还原事实。可父亲生前留下的只有一句硬邦邦的话：“谁都别替我写回忆录。”

时间拨回到1940年暮秋，延安窑洞里跳动的煤油灯下，年轻的李井泉和肖里第一次见面。那一年，他33岁，正协助中央工委筹措后勤。次年，两人携手，日后相继育有五子。名字都借自毛主席文章：黎风、清明、巨一、新桅、在望。特殊年代过去，老五把“在”改成“再”，想换一种寄望，也因此在史料里常被误记。

与父亲姓氏不同的缘由，埋在1953年的一个夜晚。那时西南局忙于土改复查，李井泉常连轴转。朋友申国藩代为照料小儿子，久而久之便成了“申家娃”。李井泉对这桩“过继”并未多言，只说：“孩子跟谁都一样，重要的是守规矩、明事理。”

1958年初，全国粮食调度吃紧，川中盆地却连年丰收。2月的省委常委会上，李井泉提出：富余粮先支援国家，再做省内储备。同年4月，首批两万吨大米自重庆码头启运东下。运粮数字连上升三年，至1961年才停。调粮带来的争议也从未停。

棉花是另一个插曲。四川多阴雨，种棉被视作天方夜谭。李井泉嫌专家报告空泛，干脆在省委大院办起试验田。民间高手何树勋被他请到家里，岗哨战士扛锄松土，场面颇有几分戏剧性。1962年秋，实验地亩产突破预期，成都郊区学校跟风种起新品种。申再望奉命扛两盆棉苗进校园，一路嘟囔。父亲当众批他“怕吃苦”，班里入团名额因此落空。事虽小，却成子女记忆中最鲜明的一课——李井泉对己严，对儿更严。

1974年回乡探亲时，村民反映旧石桥冲毁多年，汛期渡船安全堪忧。李井泉记录在册，随后调专款开工，仅一年大桥合拢。乡亲盛赞他“记得住穷根”，可他却坚决不同意把桥冠以自己名字。相似的故事还有县小学、通乡机耕道，每一次都硬掐掉个人痕迹。

父亲不留痕，儿子偏要追。进入80年代，关于“大跃进时期四川调粮过度”的论文渐多。申再望在档案馆查到一份1960年1月22日国务院会议纪要：四川当年调出粮340万吨，占库存三成。数字刺眼，却不能说明全部。申再望想弄清父亲在粮策上的真实考量，几次劝老人家口述，皆被拒。

1989年10月，申再望备好材料，给邓小平写信。信中一再请求中央就四川调粮问题做出权威结论，也希望对李井泉的历史评价更加客观。信寄出第三周，中办电话通知家属准备接待。调查组进驻成都，询问了数十名昔日同僚，核对粮运、电报、会议记录。一次谈话间，调查组干部低声对申再望说：“历史得让材料说话，你父亲没给自己留字，却给别人留下了账本。”

1990年1月，《人民日报》刊发《李井泉同志生平》。文中评价“为人正直，襟怀坦白，勇于担当”——同年不少地方刊物引用这段话，四川调粮争议随之降温。申再望手握报纸，沉默良久。那不是全面盖棺论定，却足以让外界理解父亲并非一味“左”，更不是不顾民生的“硬派”。

再谈子女。兄弟五人都选了技术专业。巨一远赴美国读博士，1986年拿下两项激光技术专利。美国公司开出十万美元年薪。李井泉只打了六个字回电：“回国，别迟疑。”巨一真的回来了，后来在电子科大任教，把专利转让给国内厂商。李井泉却从未向任何媒体提起这桩“爱国佳话”，甚至连家里都不挂锦旗。

申再望回忆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别给我邀功，别给我擦粉。”也因此，他最终放弃出版个人传记，只把走访所得整理成小册《青山无言》。书末没写结语，只摘录父亲的一句拒绝录音时的话：“要写，就写牺牲的同志，他们才值得。”

父亲离世三十余年，调粮数据仍是学界常引材料。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是那个雨夜里身披黑呢大衣的老人，也是那些不得不背井离乡的粮车司机。追问终有答案却并不圆满，但申再望明白：选在春雨里送行，大概正合父亲低调、克己的性格。

而今翻检当年信件，信纸仍泛黄，批示墨迹却依旧清晰。纸张薄，但承载的重量足够说明一件事——对历史负责，比为个人立传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