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公敌”还是“普惠先锋”？中国技术为何让欧洲人“生气”

一位同事刚从德国回来，带回来一个挺有意思的说法。他说欧洲那边有些人，对我们中国人意见不小，甚至有点生气。说我们简直是“行业公敌”，是“疯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说，欧洲人好不容易研究出一个高科技产品，能卖出天价，舒舒服服地赚大钱。

结果中国人一进场，很快就把这东西做出来，还把价格一下子拉到“白菜价”，让普通人都能用得起。像什么盾构机啊，核磁共振仪啊，都是这样。他们想不通：轻轻松松赚大钱难道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搞得大家都没钱赚？要理解这件事，得先知道我们过去经历过什么。就拿盾构机来说吧。

盾构机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挖隧道用的大型机器，特别是修地铁、过江隧道这些工程，没它根本不行。二十多年前，我们自己造不出这东西，完全依赖进口。那时候是什么情况？一台盾构机，人家张口就要价几个亿人民币。爱买不买，反正就他们能造。这还不是最头疼的。机器买回来，用着用着难免出故障。坏了怎么办？只能等。等欧洲的工程师飞过来修。

有时候零件坏了，等半个月是常事。人家工程师要休假，周末不工作，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我们的工程等不起啊。隧道工地停工一天，损失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我们这边急得团团转，像热锅上的蚂蚁，人家那边慢悠悠地喝着咖啡，按部就班。那种感觉，就像被人用管子抵住喉咙，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被抽走，去喂饱别人的钱包。后来，我们下定决心，自己搞研发，一定要造出自己的盾构机。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我们真的造出来了。

造出来之后，我们第一件想的事是什么？不是琢磨着怎么像他们一样，卖五个亿、十个亿。我们想的是，怎么让我们自己的工程队用得起！怎么让我们国家的基建不再被那帮人卡脖子！我们要让自己活得有个人样，不再受那份窝囊气！另一个例子是核磁共振仪。这是一种非常精密的医疗检查设备，对诊断很多疾病至关重要。以前，这东西完全被国外几家大公司垄断，金贵得不得了。

一台机器就要几千万人民币，只有大城市里顶尖的三甲医院才买得起、用得上。很多县城的医院，连想都不敢想。对老百姓来说，做一次核磁共振检查，费用高得吓人，可能要花掉半个多月的工资。很多人因为检查费太贵，耽误了病情。那时候，这机器与其说是治病救人的工具，不如说是医院的“摇钱树”和厂家的“印钞机”。后来，我们自己的企业突破了技术，国产核磁共振仪问世了。

结果呢？市场价格直接被“打骨折”。以前卖几千万的机器，现在国产的可能只要几百万，性能还越来越好。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普惠。现在，很多你家楼下的社区医院，甚至一些乡镇卫生院，都可能配备了核磁共振仪。老百姓做一次检查，可能只需要几百块钱，医保还能报销一大部分。一台救命的设备，真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你说，这钱是没赚吗？当然赚了。

只是从前这钱只喂饱了少数几个垄断巨头，现在，利润被更合理地分配了，技术带来的福祉，分给了千千万万个需要它的普通人。欧洲一些人的愤怒，根源就在这里。他们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 “技术垄断” 和 “高额利润” 之上的。我发明了，我独家拥有，我就可以定一个极高的价格，获取超额利润，过非常舒适的日子。

他们把这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商业规则”。而我们中国人进场后，带来的是另一种逻辑：“技术突破” 之后追求 “规模应用” 和 “普惠共享” 。我们想的不是怎么维持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坛”，而是怎么让这项技术尽快地、尽可能便宜地服务更多人。

这就像水和电。如果发明电的人，把电牢牢锁起来，只卖给极少数王公贵族，那电的价值就极其有限。但让电走进千家万户，虽然一度电的单价很低，但总量巨大，它创造的社会价值和最终的经济收益，是前者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气，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共赢”，而是我们彻底打破了他们习惯的、舒舒服服的 “独赢” 局面。

他们的“饭碗”——那个用技术壁垒筑起来的金饭碗——被我们打破了。这里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不同的选择和道路。欧洲很多老牌企业，走的是“高精尖、高利润、慢发展”的路线。他们依靠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品牌优势，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然后享受丰厚的回报。这种模式需要稳定的环境、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以及对高利润的耐心守护。而中国作为后来的追赶者，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处境。我们过去没有技术，处处受制于人，那种“卡脖子”的痛，刻骨铭心。

所以，当我们掌握技术后，第一驱动力往往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 “自主可控” 和 “普及推广” 。我们要确保自己的国家建设、人民健康，不再被别人用技术手段掐住脖子。我们要让这项技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惠及最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巨大的市场和应用规模，同样能产生利润，推动技术迭代，形成良性循环。这种“中国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