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的一个午后,怀仁堂里冷不防的春雷滚过北京城。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刚休会,代表们陆续散去,人声渐渐低了下来。走在回廊的毛主席见到一位身着深灰色旗袍的夫人,举手抬眉,一下子就认了出来——“曾碧漪同志!”两人寒暄,从家常聊到孩子,气氛轻松。忽然间,主席像是被什么击中似的抬头:“当年害了古柏的那些人,抓到了没有?”一句话,让整个长廊瞬间安静,只有木地板轻轻作响。
古柏,江西寻乌人,1906年生,比主席只小十三岁。1929年红四军行至寻乌,他领着县里的迎接队,递上一份手写的交通图。毛主席后来调侃那份图,“线条歪七扭八,却把山道、溪流、祠堂全点得一清二楚”。此后一年里,两人同吃同住,同走大小十余个圩镇,整理出了那部今天仍在档案馆里发黄却清晰的《寻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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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夏,中央苏区紧急调人手,古柏被推到前委秘书长的位置。别看他年纪轻,写材料拿枪都行,一口带口音的普通话把战士逗得直乐。毛主席离不开这位性格宽厚的“老表”,朱德形容他“心里总有别人”。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左”风盛行,他因为替主席说话,被撤职并开除党籍,转到征粮突击队扛麻袋。
1934年,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他留在赣粤边搞游击。手里的队伍不到三百人,枪更是东拼西凑,可他硬是在瑞金、安远之间拖住了整整一个师的国民党军,为主力北上赢得时间。翌年三月,为了同广东龙川“五兴龙游击队”接头,他化名“柏花”,带着八名战士潜入鸳鸯坑。谁料,短短一周,一场夜袭把一切打碎。
山口的月光极亮,枪火也极亮。史料记载,枪声不过十分钟。古柏掩护同伴转身时中弹三处,二十九岁的生命停在岭南竹林里。由于身份未暴露,敌人只在卷宗里写了句“疑似红军头目一名”。多年后,那份卷宗在广东省公安厅旧档里被翻出,纸张已经发脆。
再回到1956年。主席一句话传到公安部,副部长周兴当天夜里没合眼。他与古柏同在赣南打过仗,桌上那盏茶水泡了三遍。七天之后,广东、江西两省专案组出发,足迹踏遍赣南、闽西、粤北三角地。三十年过去,山村口音都变了,一些线索却固执地留在老人记忆里。
调查的突破点是一张发霉的“赏银布告”。布告上写着:凡缉获“赤匪柏花”,赏银大洋五百。布告落款“龙川县警卫中队”。循着这条线,专案组找到了当年在上坪乡公所当差的老兵,他嘴唇哆嗦,却记得清清楚楚:是杂工王应湖领路,枪队长黄居成指挥,警卫队二队长黄卓按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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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一块银元让我带路,我没敢拿。”那位老兵说这话时,眼神飘向窗外。
案子水落石出。1957年2月,龙川县法院宣判:黄卓、黄居成、地主王福均死刑;王敬卿死缓;告密者王应湖无期。判决书送到京城,毛主席只是点点头,没有再多说。
曾碧漪终于弄清丈夫最后一刻。她在判决生效那天给公安部写了封信,只有一句话:“真相既明,灵魂可安。”1960年春,她带着儿子古忆民来到鸳鸯坑,山路比当年好走多了,可纸厂已成废墟。她在灌木间拾到半截生锈的枪管,轻轻放回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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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4日,寻乌镇山公园新立的古柏烈士纪念碑前,人流攒动。邓小平亲笔题下“古柏烈士,永垂不朽”八字。碑后那棵樟树依旧,夏风吹来,叶影摇动,像极了当年红军夜宿时摇曳的火把。
古柏一生只活了二十九年,可那份对农民、对土地的执念留在《寻乌调查》里,留在赣粤山谷的人们心头,也留在1956年那句简单却掷地有声的提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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