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静娴：从《扫地出门》一书看美国“斩杀线”

邹静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字数：3112字

阅读时间：10分钟

近来，美国“斩杀线”话题引发了广泛讨论。笔者的朋友圈也是为此“吵开了锅”，其激烈程度堪比以往围绕“中医”问题形成的“南北对峙”之势。一个话题何以成为“爆款”？早前一篇探讨“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文章曾给出答案——关键在于两大要素，缺一不可：一是问题足够重要，二是概念相对模糊。而“斩杀线”这一话题，恰好完美契合这两点。

首先，它足够重要——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这背后既反映出人们对收入差距问题本身的关切，也夹杂着某种“知道美国人也过得不好，这我就放心了”的微妙心态的推动。其次，它的概念具有一定模糊性。仅有重要性并不足以引爆讨论，话题还需留有探讨与争辩的空间。例如，如果一个人说“眼睛很重要”，这虽是事实，却因缺乏分歧而难以成为流量“爆款”。反观“斩杀线”，则存在诸多有待厘清之处：这条线究竟划在哪里？谁斩杀谁？根源是什么（体制机制/宏观经济/个人因素）？

当舆论场陷入对“斩杀线”的激烈争执时，这一话题本身似乎已演变为某种象征性的“符号”，成了一个任由各方依照自身预设认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至于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境况，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说，因为距离我们太远，人们并不真正关心。

《扫地出门》一书则将目光投向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Milwaukee）一群被驱逐的无家可归者。被驱逐（evicted）——这一现象在密尔沃基乃至全美已经十分严峻。2009-2011年，密尔沃基每8名租户中至少有1名经历过强制性搬迁。2013年，全美每8户贫穷租房家庭中就有1户没办法付清租金。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该书细腻呈现了多个美国家庭因无力支付租金，不得不在“差”与“更差”的社区以及拖车营营地之间辗转流离的图景。作者与多位租客同吃同住——他们中有瘾君子、性工作者、残障人士；也跟随房东一次次催租、砸门、堵人。作者观察、记录，但你在读的过程中却感受不到他的存在。这种“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笔法，既依赖深度的融入，也需要恰当的抽离。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并未简单采用“揭露美国穷人悲惨生活”或“批判资本主义阴暗面”的单一视角，而是力图呈现立体的个体形象。它在深入叙述租客流离失所的同时，也兼顾剖析房东在利益与道义之间的权衡；在介绍各类社会救助机制时，既指出其运行中的缺陷，也客观分析其所面临的现实约束。

书中的每个个体都非脸谱化的角色，都是在自身处境中力图做出最优选择的平常人。例如，那些陷入困境的租客，其遭遇固然与社会结构性问题——如社区毒品泛滥、医疗费用高昂、低技能岗位减少——密切相关，但书中并未将他们描绘成单纯的“白莲花”式“制度受害者”。他们的内核是复杂的，有时候你甚至会忍不住想啐一句“哼，活该”：他们中一部分人在明知已拖欠多月房租未还的前提下，仍要买有线电视，还会把两个月的食物券一次性花在一顿龙虾尾、国王蟹脚大餐上。再如，书中一户租客因孩子不小心踢翻了灯而引发火灾，最终导致幼童殒命的惨剧。事后问询中，这户家庭的监护家长，当晚将三个年幼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自己则偷偷溜出去玩牌。这些情形，在以“勤劳朴实、欠债还钱、家庭至上”等理念至上的中国人看来可能很难理解：明知自己可能面临无处可居的情形下，怎么还会大手大脚把钱用在一顿大餐上？一个家庭监护人又怎么可能将三个幼儿单独留在家里？

当笔者对于这些情形有些不解，甚至略带愤懑之际，本书作者继续追问的是，他们的决策真的是表面看起来这般不理性的吗？可能并非如此，当一个人宁可把救命钱拿去吃一顿大餐也不交房租时，可能是因为他已经预见并参透了一个现实问题背后的残酷真相——交房租，行。但是，然后呢？我的生活会就此变好吗，我会因此就步入“好工作-好生活-稳定预期-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向循环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交了房租之后，高悬于头顶的“斩杀线”还在，日子依旧在维持生计的边缘艰难挣扎。甚至当她银行账户里现金超过一定金额后，能从政府领取的补助保障金还会减少。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当下一饱口福。至于房东那边，接着赖着呗。

与租客相对的——是房东。书中的房东同样形象丰满。他们会毫不掩饰地谈到“穷人的生意是最好挣的”，因为贫民区里的人买不起房子，只能租房，且只租得起贫民区的房子，因此“贫民窟是个好地方，那儿是我的金母鸡”；房东们深谙各种福利制度设计，对政府发放租税抵扣的时间了如指掌，因此会在房客们2月份收到这笔政府退税款时集中催促收租；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圈子，圈子里交换的都是如何更好挣穷人钱的信息。他们周边也会衍生出一系列如“追回租”这样的暴力催收公司，这些公司标榜“只要债务还在，档案就不会关”。这些手段、做法，我们读起来毫不陌生；房东们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他们对带小孩家庭的厌恶，因为这些社区的小孩子经常会被家长锁在家中，百无聊赖的小孩子会把玩具冲进马桶导致水费飙升，会披着窗帘扮演超人把房间弄得一团乱。这些孩子还可能被查出铅中毒，然后房东就得被迫支付高昂的除铅费用。面对政府强制要求的不得歧视有房家庭规定，这些房东会想方设法给有孩家庭设置一些“无形壁垒”。至今每10个育儿家庭中，就会有7个反映在租房时碰壁。当然，房东们也有自己人性的“高光时刻”，他们会陪着单亲妈妈掉眼泪，会对那些处境尤其艰难，尤其是老弱妇孺网开一面，随之在处理拖欠房租租客时采取“杀一儆百”式的挑选策略。这一挑选过程背后，有人性的关怀，有对“软柿子”的拿捏，也有对“赶走房客后，房屋闲置期产生浪费”的精明算计。人性的复杂，在书中处处可见。

有关公共政策部分，虽非全书主线，但在个体遭遇的记述中，我们仍可瞥见各类救助措施的身影：例如，各类补助保障金、租房券、永久住屋安置计划、修缮专业人士特惠方案等。通读下来，笔者有两大感受：一是美国整体公共福利政策还是相对完备的，尽管书中评价其更多向房东倾斜，而非租房者。同时，各类社会组织发育也相对更为完善，例如，房屋检查委员会、针对成瘾者的民间互助会、各类民间NGO等，这些组织充当着社会的毛细血管；二是从效果上看，由于被驱逐案例实在太多，当地法官也表现出“速速结案”的不耐烦。谁都是在有限资源约束下做着效用最大化决策，因此，看人时候真没必要加些自作多情的“滤镜”。

书的末尾，作者也不能免俗，试图展示一些“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前途”的场景，包括被毒品困扰的护工司科特与毒品划清了界限，并找到住房经理这一新工作；被驱逐的帕特里斯通过了普通教育发展证书考试，取得了高中同等学力，并继续在当地社区大学选修了电脑和刑法课程。但也有很多人，仍在“斩杀线”附近徘徊。被驱逐意味着失去了确定性，失去了尊严和体面，失去了积攒人力资本的源泉。密尔沃基的故事，是美国社会“K型”分化的缩影，而这样的分化，仍在世界许多角落持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