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特工成功策划反击张家口战役，取得胜利

隐蔽战线始于1927年。在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中，周恩来在上海建立了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负责情报和地下工作。

党中央指示，“派遣一两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1929年冬，在周恩来和中央特科的部署下，一个情报小组秘密潜伏进了“作战位置”。该小组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由李克农担任组长。

1931年4月，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旋即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钱壮飞将绝密电报拿到，提前获悉了这一紧急情况，交给李克农。李克农迅速找到陈赓，将警讯传递给了周恩来，为党中央紧急转移赢得了时间，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后来在华北地区，李克农利用自身在北平的合法身份，在国民党军政机构内部建立情报组织。在此期间被李克农发展的重要情报骨干，就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一处少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之、二处少校参谋石淳、代理作战科长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等等。

这些情报员后来都成为优秀党员。利用这张情报网，我党成功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突袭华北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1946年8月，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孙连仲，让谢士炎拟定袭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而他不知道的是，恰恰这位谢士炎就是我党的情报人员。

谢士炎根据孙连仲的命令拟好作战计划，同时又拟了一份反击国民党的作战计划，然后通过联系人将作战计划送给了李克农。也就是说，我们不仅知道了敌军的行动，而且先敌一步进行了反击。

聂荣臻立刻根据情报组织迎战、部署反击，把国民党“重点进攻”的计划打得七零八落。

在争取张学良的工作上，李克农更是别出心裁。高福源曾任张学良的侍卫长，是张学良的心腹，在1935年10月的榆林桥战役中，被我军俘虏。

细心的李克农发现，每当提及东北、提及家人，高福源的心情就变得十分沉重。为了打开高福源的心扉，李克农专门为他“量身定做”创作了一部反映东北人民饱受日军迫害的话剧，成功攻破高福源思念东北故土的心理防线，他立刻表示自己愿意回去找张学良，劝他不要内战，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后来，李克农作为代表与张学良谈判多次，研究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细节，为日后“西安事变”、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起黄炎培，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1945年，他跟毛泽东关于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实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也是著名的烈士，为了保护即将归于人民的财物，积极配合共产党地下组织对国民党汤恩伯驻浦东某部进行策反，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依然忠贞不屈，壮烈牺牲。

黄竞武，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获经济硕士学位。1929年秋，黄竞武满怀报国热血回到祖国。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黄竞武转任重庆中央银行稽核专员，投身到抗日民主运动中，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国共和谈时，他担任周恩来与美国人士会谈的翻译。

抗战胜利后，黄竞武随中央银行迁回上海，担任上海中央银行稽核专员。在日益严峻的白色恐怖中，黄竞武积极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协助保护和撤退民主人士。他所在的中央银行外滩行址，成为秘密活动据点。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策划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银、美钞等财物偷运到台湾。黄竞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秘密发动中央银行部分职工采取抵制行动。“他们已经运走了400万两黄金，现在国库都快空了，所以决不能让他们把最后的一点存底再偷运走了……”“誓死也要保护好上海全市几百万人民的救命钱！”

同时，他利用报界资源，向新闻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团结金融界人士出面抗争，致使偷运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不惟如此，他又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然而功败垂成，消息不幸泄露，1949年5月12日，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发了疯的特务在地下室用各种酷刑拷打他：“你一个堂堂的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父亲又是我们党国的元老，蒋总裁希望你跟我们一起到台湾，何必非要跟共产党过苦日子嘛！”

黄竞武慨然回答：“我能跟一个垂死的政权去小岛吗？”

“既然他不愿跟着我们，那就成全他，让他留在上海吧！”

于是，5月18日凌晨，敌人将受尽酷刑的黄竞武残忍活埋。

黄竞武被活埋的时候，黄炎培正在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商讨组建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

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黄竞武等13位革命志士的遗体在车站路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监狱中被发现：

“看见那具尸体，死者被害的情形，可谓惨绝人寰，双手被用麻绳反绑，头上蒙布，手上身上发红，好似在生前受过酷刑。据说匪军特工是把他活埋的，埋葬的泥窟底层还铺有石灰。”其状之惨，可谓惨绝人寰。

捧着《大公报》，看着儿子模糊不清的尸首，黄炎培老泪纵横。

黄炎培将对儿子的无限悲痛与思念，化作一首短诗：“我们每一回走过北京天安门，望见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想起千千万万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生命者，中间有一个是你。”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驻西柏坡。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探知情报后，打算出动十万大军突袭中共中央机关，形势万分危急。

毛泽东一纸巧退十万兵，很重要的前提是我方的情报工作做得好——连国民党军队进攻计划、各部番号、大小将领都摸得一清二楚。

这不由让人想起，毛泽东率领一个警卫连和部分中央机关干部，牵着胡宗南大军在陕北绕圈的往事。这其中，熊向晖的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1949年11月6日中午，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特设午宴招待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周恩来指指熊向晖，“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众人恍然大悟。

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熊向晖成了我党安插在“西北王”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13年，熊向晖一直都在压抑着个人的愿望，为党默默地工作着，怀揣着光明，面向着黑暗。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深得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这个“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让胡宗南完全信任。

熊向晖巧妙地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国民党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

毛泽东说透了隐蔽战线的重要意义：“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隐蔽战争有战略进攻，派人打入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