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得知宋庆龄临终状态，王光美泪流满面，很是欣慰：为她尽了心

1949年10月1日下午，礼炮声震彻长空。天安门城楼上一排身影中，刘少奇和宋庆龄并肩而立，二人目光短暂交汇，一个点头，一个含笑。那一刻，谁也没料到，三十多年后，两家人情深义重的最后章节会写在病榻旁。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刘少奇负责上海地下组织时，宋庆龄时常用孙中山先生留下的社会关系为共产党员递送情报。1931年，刘少奇的妻子何宝珍被捕牺牲，只留下两岁的毛毛。孤儿院还没腾位置，宋庆龄已拍板：孩子的抚养费由她每月支付。那笔钱不算多，却救下了一个幼童，也结下了长情的纽带。

进入新中国，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穿梭。北京最初的住处在方巾巷，潮湿阴冷，旧伤复发，她夜里常被疼醒。中央决定为名誉主席另觅住所，设计图纸精细到壁炉瓦楞。王光美奉命写信征求意见，宋庆龄回话只有一句：“国家百废待兴，给群众盖房更要紧。”信纸折痕深，却压不住她的倔强。最终，周恩来在后海一座旧王府花园中划出一隅，两层小楼，中西合壁，外不张扬，内求舒适。1963年，宋庆龄搬进新居，把第一束鲜花插在窗前，对身边人淡淡说：“住得已够好了，再别提扩建。”

豪华的庭院没有改变她朴素的习惯。日子清简，最大娱乐是养鸽。铺满面包屑的小盘端到庭院，她拍手招呼，白羽灰羽的鸽子一阵扑腾落在肩头。有意思的是，她几枚胸针全是鸽形，陪她出访也陪她出席国事活动。别人笑说太单调，她却回答：“鸽子是和平，我喜欢长久不变的东西。”

刘家孩子常到后海小楼。宋庆龄规定：进门先洗手，随后在餐桌边展示作业。刘平平画得最快，刘允斌却写得最工整。作业过关才能到院子里摸鸽子。孩子们给她起了个家常的称呼——“宋妈妈”。每到圣诞，她亲自手写卡片，用彩笔勾一只小鸽子，配一句英文祝词，寄到王府井19号。那几年，北京的冬天干冷，卡片里却总有温度。

1966年风云骤变。刘少奇一家受到冲击，王光美被隔离审查，孩子们散落亲戚家。宋庆龄病情也时好时坏，但依旧让秘书送去贺卡与小礼物，语气不变，仿佛外界波涛与她无关。有人提醒她保持距离，她轻轻摆手：“是亲人就别算距离。”

1978年春，宋庆龄身体明显滑坡，心脏、肝脏同时出问题。医生建议减少公务，可她还坚持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妇幼基金会会议。王光美回到北京后第一次登门，那天刚下过雨，石板路冒着潮气。王光美踏进去，宋庆龄笑着打招呼：“看，把你的孩子们的照片都放在钢琴上。”一番寒暄，王光美注意到大姐声音沙哑，手背静脉凸起，她心里隐隐发酸。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举行。已经87岁的宋庆龄拄杖而来，步子踉跄，却执意要自己走到遗像前鞠三躬。仪式结束，她倚在座椅背上长叹一句：“人都走了，只剩孩子们。”那天，王光美给她披上大衣，两位女性无言对视，泪意含在眼眶。

1981年春，宋庆龄病情恶化。5月16日清晨，王光美接到电话，被告知大姐住进协和医院特需病房。她赶过去，病床旁的心电监护仪滴滴作响。宋庆龄见到她，努力抬手示意。王光美俯身，轻声问：“大姐，还有什么未了的事吗？”宋庆龄微微张嘴，断断续续挤出一句：“我……想入党。”听到这话，王光美整个人一震。这不是第一次听到。早在1957年，宋庆龄就递交过入党申请，后来因各种原因未有下文。她如今病重，再提此愿，时不我待。

当天晚上，王光美找到胡耀邦，说明宋庆龄的想法。胡耀邦沉吟片刻，只说：“马上办。”第二天清晨，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通过同意宋庆龄以“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同时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5月23日，廖承志带着批复赶赴病房。打开文件前，他俯身在宋庆龄耳边轻声道：“党中央批准您加入中国共产党。”宋庆龄眼睛一亮，像被突然点燃的烛芯。她努力抬手想敬礼，胳膊刚举起又软下来，嘴唇轻颤，连说三遍：“好，好，好。”旁人无不动容。

然而病情已到尾声。5月29日20时，宋庆龄在浅浅的呼吸声中安然离世。噩耗传到王光美那里，她放下电话，片刻沉默，随后步履匆匆赶往后海。灵前灯火昏黄，鸽舍静默。医护人员告诉她，宋庆龄昏迷前仍喃喃念着“刘平平考上大学了吗”。听到这里，王光美眼泪夺眶，哽咽半晌，说出一句话：“大姐放心，我们都记得，尽了心，也得了您的心。”

6月3日首都降半旗志哀。送别车队缓缓驶出后海小楼，鸽群惊飞，白羽映着夕阳，如雪旋舞。匆促年代里留下的深情，就此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