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5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周总理的名字还是穿过时空,感召人心。他一生都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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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总理身上,还发生过不少有趣的小故事呢。他和王树声大将还有过一段“躲避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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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那天王树声正在门口散步呢,就听见门口警卫员急急忙忙喊了一嗓子:“首长,总理的车队要过来了!”
这话刚落音,王树声噌地一下就跳了起来,迈开大步就往外冲。旁边的人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嘴里喃喃自语:“这将军跑起来,比小伙子冲锋还快,到底啥急事啊?”
一旁看到的百姓们也都在你一言我一语地猜着,都觉得是要去迎接总理。谁知道,王树声竟然径直跑了出去,一溜烟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小胡同,直到周总理的车队走远了,才慢慢回来。
当时不少人都觉得纳闷,毕竟一般来说,见到那么大的领导,不都应该主动打个招呼吗?王树声听了大家的疑惑,这才解释说:
“总理的时间金贵着呢。他那一分钟,能看多少急件,能解决多少国家大事?咱上去打个招呼,他客气几句就是几分钟,这不是耽误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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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王树声心里,周总理的时间从来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对于这样的“大忙人”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耽误不得。
这样“见了总理就躲”的习惯,王树声保持了一辈子,而这个习惯的根源,还要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大别山了。
那是1938年的冬天,天寒地冻,北风刮得人脸都生疼。当时,周总理作为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冒着风雪钻进大别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怎么在鬼子的封锁下建立抗日根据地。
王树声那会儿是豫皖边省委的军事部长,也是参会人员之一。
会议开得异常紧张,每天从天亮开到天黑,讨论的都是怎么打仗、怎么让根据地的老百姓活下去的大事。王树声满脑子都是作战计划,压根没心思想别的。可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没跟他聊战略战术,反而走到他跟前,伸出手使劲拍了拍他的胳膊。
周总理的手带着凉意,可那力道却透着一股子真切的关心,他看着王树声冻得通红的脸,一字一句地说:“树声同志,你得把身体搞好。整个鄂豫皖的老底子,还指望你回去撑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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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一句朴实的叮嘱,让王树声这个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心里一下子就热乎了。
在那之前,王树声只知道周总理的党的重要领导人,是能运筹帷幄的大人物。可那一刻,他觉得周总理更像个贴心的大哥,关心的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是他这个人的安危。
从那天起,周总理在他心里就成了主心骨,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得跟总理说说,听听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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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他好,他就记一辈子,这是王树声最朴实的信条。而周总理对这位从战火里拼出来的大将,也是打心底里看重和惦记。
1943年,王树声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那会儿他都快40岁了,还是孤身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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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这个年级的高级将领,大多都成了家,可王树声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把个人终身大事抛到了脑后。
一次党校开联欢会,王树声遇见了在中央门诊部工作的杨炬。杨炬年轻活泼,说话办事干脆利落,王树声一下子就动了心。
可这位指挥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一碰到儿女情长的事,就跟个腼腆的小伙子似的,脸红心跳,话都说不利索。
鼓足了好大的勇气,王树声才敢走到杨炬跟前,憋了半天就说了一句:“杨医生,我……我对你印象挺好的。”结果紧张得舌头打了结,声音都发颤,把杨炬吓了一跳,赶紧找个借口躲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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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很快就在延安传开了,大家都觉得这将军实在有意思,打仗那么勇猛,搞对象却这么“胆小”。
不久之后,这话就传到了延安保健处处长傅连暲耳朵里,他立马就想起了周总理之前的嘱托。
周总理早就留意到王树声孤身一人,特意找过傅连暲,跟他说:“鄂豫皖根据地出来的高级将领,没剩下几个了,树声同志不容易,你多关心关心他的个人问题。”
傅连暲记着总理的话,特意找机会安排王树声和杨炬多接触。杨炬慢慢发现,这位不爱说话的将军,虽然嘴笨,可人特别实在,对工作认真负责,对身边人也体贴周到,写的字更是工整有力,那份藏在憨厚外表下的真诚,让人没法拒绝。
一来二去,两人就走到了一起。周总理听说之后,高兴得合不拢嘴,跟身边人打趣道:“这可是一桩大喜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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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别山里的一句叮嘱,到延安窑洞里的一桩婚事,周总理让王树声真切地感受到,组织不光看重他的战功,更惦记着他的冷暖。
这份情谊,早已超越了普通的上下级关系,成了刻在骨子里的信任和牵挂。
全国解放后,周总理正式成为国务院总理,担子更重了。他办公室的灯,常常一亮就是一整夜,被大家称为“中南海的不夜灯”。
身边的工作人员偷偷算过,总理一天能睡上4个小时,都算是奢侈的了。有时候忙起来,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碗面条、几个馒头,随便扒拉几口就接着工作。
王树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常常跟家里人、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念叨:“总理是把一分钟掰成两半用,咱们可不能去给他添乱,浪费他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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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近乎“偏执”的珍惜,贯穿了王树声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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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王树声历任中南军区副司令、总军械部部长等职务,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他始终都惦记着周总理的时间金贵。
每次向总理汇报工作,他都提前把材料准备得妥妥当当,尽量简明扼要,能当面说清楚的,绝不写长篇大论的报告;能自己解决的问题,绝不麻烦总理。
有一年,王树声通宵整理军需决算,忙得满头大汗。凌晨一点多,办公桌上那部专门对接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警卫员看着他疲惫的样子,实在不忍心叫醒他,就自作主张接了电话,跟对方说首长已经休息了。
第2天早上,王树声知道了这事,当场就发了火,嗓门大得整个楼道都能听见:“谁让你们替我做主的?我身体再累,能有总理的工作重要?你们心疼我,可你们想想,总理比我忙多少倍,他什么时候好好休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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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员低着头不敢说话,王树声缓了缓语气,语重心长地说:“总理找我,肯定是有要紧事。下次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半夜,只要是总理的电话,立马叫醒我,耽误了大事,咱们担不起。”
可谁也没想到,这位一辈子都惦记着总理身体的大将,自己却先垮了。
1972年,他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他心里那根弦还绷得紧紧的,反复跟警卫员和医护人员交代:“电话一响,不管几点,马上叫我,十有八九是总理办公室来的。”
有天半夜,电话真的响了。警卫员看着他刚刚睡着,脸色苍白,实在不忍心,就又一次大着胆子替他接了电话,说首长正在休息。
王树声醒来后知道了,又一次发了火,这一次他没大声呵斥,只是红着眼眶说:“我现在躺在医院里,帮不上总理什么忙了,要是连他的电话都接不上,我心里不安啊。”
就在王树声病重的时候,周总理也被查出了癌症。医生反复叮嘱,让他每天至少喝两千毫升水,好好休息,可周总理哪有时间顾及这些。就算工作人员把水杯递到他嘴边,他也总是摆摆手说:
“喝水多了,老得上厕所,太浪费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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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眼里,见外宾、开会议、批文件,每一件事都比自己的身体重要。
但就算自己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周总理还是惦记着王树声。听说王树声病危的消息,他从自己排得满满当当的时间表里,硬是挤出了一两个小时,拖着病体赶到医院。
走进病房,周总理握住王树声那双瘦得只剩骨头的手,声音虽然低沉,却格外清晰:“树声同志,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看你。”
那一刻,时间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大别山,回到了延安的窑洞。两个在战火中结下深厚情谊的老战友,如今都被病痛折磨,却依然牵挂着对方。
他们没说太多客套话,只是紧紧握着对方的手,眼神里满是理解和牵挂。他们都知道,留给彼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74年1月7日,王树声大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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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给王树声盖上白布单的时候,周总理就站在病房外头,静静地站了很久,没有说话,只是望着病房的方向,眼里泛着泪光。
那天晚上,周总理的工作日志上,依然是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工作记录。他知道,他不能倒下,还有太多的事等着他去做。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位为国家和人民操劳了一辈子的好总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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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王树声和周恩来,一个粗犷豪放,一个温文尔雅,性格截然不同,却有着最深厚的默契。
王树声在小胡同里默默避让,看似“奇怪”的举动,背后却是最真挚的敬重和珍惜。他知道周总理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所以宁愿自己多走几步路,多等一会儿,也不愿耽误对方一分钟。
同样的,周总理对王树声也是发自内心的信任和牵挂。他惦记对方的身体,关心他的婚事,看重他的才华,更理解他的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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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深厚情谊还是让我们忍不住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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