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年卖假药害惨了志愿军，聂荣臻上京告状，毛主席：奸商该杀

1951年12月初，朝鲜北部某临时野战医院灯火通明。地窖般的手术室里，血袋用完了，医护人员却更着急药。有人急促喊道：“大夫，药不管用！”另一声随即压低，“再拖下去人保不住！”医护们本以为上海空运来的消炎粉可以救命，可十几次试用后，感染反而迅速恶化，死亡数字成了滚动的噩耗。

不到两周，院方统计：同一批“国产特效药”使用者病亡率异常偏高。院长把空瓶子锁进皮箱，亲手送给时任志愿军副司令聂荣臻。聂荣臻心里有数——这不是单纯的供给不足，而是有人胆敢把假药塞进前线。次年1月，他奉命回国述职，将箱子放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

毛主席接过药瓶，细看批号，随手一摔，瓶体碎裂伴着药粉四散。主席声音低沉却掷地：“假药，奸商，该杀！”一句话定下严惩基调。调查任务当场落在刚调任上海市委的陈毅肩上，限期破案。

此时的上海，商业网点多达数万，药行星罗棋布，要在短时间内锁定凶手谈何容易。陈毅没有盯仓库、没查药检报告，而是让财政、银行联合查账。他的思路简单：要做几亿元旧币的大单，总得留下银行流水。结果很快浮出水面，金城沪行的对账单显示，大康西药行最近一年骤然吞吐三亿旧币，金额与志愿军付款完全吻合。

大康西药行老板叫王康年，浙江杭州人，1924年生。17岁到上海大亚电台做广播稿，天天同商人打交道，学了一肚子市场门道。妻子是公共租界巡捕的女儿，岳家背景给了他第一桶金。抗战末年，他把小百货店改成药房，靠“预付定金、低价保留”套住客户现金。一旦药价飞涨，他手里没货又没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允许债务挂账、照常营业，给了王康年东山再起的机会。表面上，他积极参加工商联会议，甚至募捐慰问品；暗地里故技重施，先收款、再找门路。到1951年秋，他已欠下巨额旧账，只能铤而走险。志愿军大批采购单成为“救命稻草”，于是他揽活时满口承诺，却根本进不到紧缺的氯霉素、青霉素。

没药怎么办？王康年干脆自己“生产”。玉米面压片涂层，摇身一变成“阿司匹林”；烂棉花裹上旧纱布，就是“消毒急救包”；瓶贴印好批号，再塞进木箱发往码头。一切仿佛流水线。为了躲过检验，他给某些质检员送去高档手表、进口香烟，十几万现钞当场押包。质检章一盖，货物顺利装船。

11月下旬，这批“救命药”抵达前沿。医务处最初没怀疑，直到连续几名腹部贯通伤战士出现严重脓毒症，才察觉不对。可惜错过黄金时间，术后并发症迅速扩散，紧接着的枪伤、烧伤患者也接连倒下。事后统计，仅用“玉米面消炎片”的伤员就有一千多人，其中死亡三百三十七名。正是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使聂荣臻放弃休整，赶回北京告状。

上海调查组带着公安干警直扑景星里。王康年尚未反应过来，店员已交代得一清二楚：“老板说反正炸弹多，药送不到也怪不上咱们。”证据堆满整间库房：一袋袋玉米芯粉、早已腐败的止咳糖浆、二十多本行贿账册。面对账册，王康年嘴唇哆嗦，却还在嘟囔“是被人调包”。侦查员把聂荣臻送来的空瓶往桌上一放，他沉默了，随后瘫坐地上小声说：“我交代。”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开庭。公诉人列出三大罪状：一，诈骗志愿军购药款三亿元旧币；二，以假药害死战士，情节特别严重；三，行贿八十五人，偷漏税额巨大。庭审只用了一个上午，死刑立即执行。宣判那刻，旁听席不少工人自发鼓掌，他们只说了一句：“活该！”

值得一提的是，王康年并非孤例。军鞋商胡恒庆把纸板塞进鞋底，导致志愿军行军脚底烂疮；食品供货人安景远用霉米、酸菜叶罐头敷衍，前线出现大面积腹泻。1952年初，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五反”，打击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运动来得雷厉风行，数以千计的不法老板被惩处，军需供应终于得到根本改观。

彭德怀后来在电报里写道：“物资问题基本缓解，部队士气大振。”这一句淡淡报平安，却隐含太多血的代价。志愿军最终打退了不可一世的对手，但后方那场针对假货、贪腐的战役，同样刻骨铭心。王康年之流付出了生命，警示商贾：新中国的生意场，不再允许拿战士的命做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