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济县当年把县治从梅川迁到武穴，最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长江中游北岸，鄂东腹地的褶皱里，藏着一段关于城市迁徙的往事。公元579年北周设县以来，广济县的治所长期扎根于北部的梅川镇，这座被禅宗禅风浸润、因梅川河蜿蜒得名的古城，承载了千余年的县域行政核心使命。

然而到了1953年，一纸迁治令打破了历史的惯性，县府驻地挥别梅川，南迁至三十余公里外的长江之滨——武穴镇。这场跨越百年的发展抉择，并非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地理禀赋、经济浪潮与时代需求共同织就的必然。

要探寻迁治的根源，首先要读懂广济县特殊的地理格局。清同治年间的《广济县志》清晰勾勒出旧时县域轮廓：以梅川为中心，南至长江35公里，北抵蕲州界10公里，呈现出"北依山地、南濒大江"的哑铃形版图 。

梅川地处县域几何中心，曾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节点，唐代县令选址于此，既有"土重龙脉盛"的风水考量，更因这里是当时水陆辐辏的要冲 。

但随着时间推移，梅川的地理优势逐渐褪色——它远离长江主航道，在古代水运为王的时代，货物转运需经多级河道接驳，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

而武穴镇的地理禀赋则截然相反，它坐临长江中游的黄金水道，外江内湖相拥，既是"武家穴旁临大江，下抵黄梅之杨家穴"的天然良港，又是鄂赣皖三省交界的咽喉要地。

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已是"商贾时集"的商贸旺地，商船从长江上游运来川蜀的木材、下游载来江浙的丝绸，本地的棉花、药材在此集散，码头的喧嚣声早已盖过了深山古寺的钟鸣。

经济重心的南移，是推动县治迁徙的核心动力。自清代中叶起，武穴的港口优势便开始显现，凭借"外江内湖，最为险要"的地理条件，成为长江沿岸重要的内河港口。

尤其是清末开埠后，长江航运日益繁忙，武穴镇的商贸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粮行、布庄、药号、盐栈遍布街巷，江西的瓷器、安徽的茶叶、本地的佛手山药都通过这里走向全国，甚至吸引了外国商人涉足，1891年爆发的"武穴教案"，从侧面印证了其商贸地位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梅川镇的经济始终停留在传统农业与小手工业层面，受限于内陆地理位置，难以承接大工业与大商贸的发展机遇。到民国时期，武穴镇的经济总量已远超梅川，成为广济县无可争议的经济龙头，1951年至1953年间甚至一度升格为县级镇，行政地位的短暂提升，为后续县治南迁埋下了伏笔。

交通方式的迭代，进一步拉大了两地的发展差距。在铁路、公路尚未普及的年代，长江水路是大宗货物运输的生命线，武穴港的年货物吞吐量逐年攀升，成为鄂东地区物资集散的核心枢纽。

当时的广济县，1246平方公里的版图面积在黄冈地区并不占优，要在周边县域竞争中突围，必须依托交通优势激活经济潜力。梅川镇虽有内河相通，但河道狭窄、水位较浅，无法停泊大型货船，严重制约了物资流通与产业升级。

而武穴港可停泊千吨级船舶，上通武汉、下达南京，货物运输成本仅为内陆河道的三分之一。这种交通红利直接转化为发展优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基础工业与对外贸易，武穴的港口价值愈发凸显，成为承接工业项目、联通内外市场的理想之地。

将县治迁至武穴，本质上是把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重合，让政府服务更贴近产业发展前沿，这步"向江而生"的棋，彻底激活了广济县域发展的脉搏。

县域治理的现实需求，为迁治决策提供了关键推力。随着武穴镇的快速崛起，人口、产业、资本不断向江边聚集，城镇规模持续扩大，亟需更高效的行政管辖与公共服务。

而梅川作为老县治，距离武穴三十余公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往返一次需耗费整日时间，行政指令传达、民生事务处理、市场监管执法都极为不便。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政府需要更贴近基层、更便于统筹资源的办公地点。

武穴镇不仅是经济中心，更是区域交通枢纽，通过长江水道可快速连接县域南部各乡镇，经公路向北辐射至梅川、余川等地，形成了"以港兴城、以城带乡"的治理格局。

此外，武穴镇的基础设施在长期商贸发展中已初具规模，街道、学校、医院、仓储等公共设施远胜梅川，具备承接县治迁移的硬件条件。

历史的惯性与现实的需求，在这场迁徙中完成了艰难的平衡。梅川作为千年古治，承载着广济县的文化根脉——这里是禅宗四祖道信的故乡，"广济"之名便源于"广施佛法，普济众生"的佛教理念，郑公塔的千年沧桑、文曲戏的婉转唱腔，都沉淀着古城的文化记忆。

迁治决策出台时，自然面临着诸多不舍与争议，有人留恋梅川的风水文脉，有人担忧行政中心南迁会导致北部发展失衡。但历史的车轮从不因怀旧而停滞，武穴镇凭借港口经济带来的强劲活力，早已具备了成为新县治的实力。

1953年3月，县治正式迁至武穴，这一决策不仅没有削弱北部地区的发展，反而通过行政资源的优化配置，带动了全县经济的整体跃升。

回望这段历史，广济县治迁驻武穴的真实原因，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驱动，而是地理优势的必然选择、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

长江的涛声召唤着发展的机遇，港口的红利滋养着城市的成长，武穴镇用事实证明了"城市的发展高度从来不是由版图面积定义，而是由格局、产业、位置和机遇铸就"。

迁治后的武穴，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区域交通枢纽"的双重优势，逐步发展成为医药化工、新型建材等产业集聚的工业强市，2024年GDP总量达467.49亿元，连续多年蝉联黄冈综合考核榜首。而梅川镇则以文化古镇的姿态，继续守护着广济的历史根魂，两地形成了"南工北文、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

如今，当人们漫步在武穴长江大桥下，看着万吨巨轮穿梭于江面，望着工业园区鳞次栉比的厂房，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那场七十余年前的迁徙。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行政中心转移，而是一次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转型，是广济人民在发展道路上做出的智慧抉择。

长江依旧东流，江声依旧浩荡，而这段因江而兴、因港而迁的历史，早已成为武穴市最深刻的城市印记，见证着一座小城从江边古镇到区域强市的蝶变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