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去世后，有人劝他35岁的妻子改嫁，张越霞：那博古孩子怎么办

1949年1月的北京，北风割面。中南海附近的招待所里，张越霞领着六个孩子排成一列，正准备领取新发的棉衣。看着满屋的欢闹声，她脑中却闪回三年前那一个灰暗的午后——1946年4月8日，黑茶山机毁人亡的电报抵达延安，她的世界顷刻坍塌。

消息传来时，她只有35岁，身旁最小的秦铁才六岁。有人劝她另谋新生，“日子还长，女人总要有依靠。”她摆手，声音干涩：“我若再嫁，邦宪的孩子怎么办？”一句话，堵住了所有劝慰。

外人未必明白这份执拗从何而来。追溯到1928年春，张越霞被党组织调往上海时，行囊中只有一本《新青年》和一双草鞋。谋生艰难，她却仍在每个夜晚复制传单。白天，她去一家绸布店做临时账房。就在这里，她遇见了张纪恩。相识、相恋、结婚，三年时间仿佛眨眼。可向忠发叛变后的清晨，先是急促的敲门声，再是昏暗囚室。她挺过拷打，也承受了女儿夭折的噩耗，最终和张纪恩悄然分手。对信仰的坚守，自那时便刻入骨髓。

1937年秋，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灯火通明。博古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正在屋里推敲电报措辞，门口传来轻咳。张越霞奉命来取文件，博古抬头，眼前这位女同志神情镇定，语速清晰。几次并肩出入，彼此的敬意慢慢转为亲近。延安窑洞的婚礼极简，却洒满笑声。

延安整风开始后，博古在几千字的检查中自剖思想，末尾写下“罪孽深重”四字。张越霞读罢，没有责备，只递上一盏热水。那一夜，窑洞外油灯摇晃，二人并肩站在门口听山风。

日本投降后，新国内外形势骤变。1945年12月，博古随同代表团赴重庆，参与政协与宪草起草。4月8日，他同王若飞乘苏制C-47返延安。飞机在西安加油，起飞后突遇低云，15时34分撞向黑茶山。机上17人无一生还。延安机场的雨丝不断，张越霞从正午等到黄昏，手心已被伞柄磨破。

之后的数月，她处理遗物，只留下博古常用的一支钢笔、一本俄文词典。夜深人静时，她把孩子们喊到炕边轻声说：“你们的父亲一生忙于工作，没能照顾大家，以后要自立。”秦铁小声问：“妈妈，你会离开吗？”她摇头：“不会。”

建国在即，中央机关北迁。张越霞向组织提出，把散在各地的孩子全部接回照顾。有人提醒：“六个孩子，开销不轻。”她只答：“他们叫我一声妈妈，就值得。”那年冬天，她凭配给票换来两口大铁锅，早晚添柴，锅里永远腾着热气。

博古长子秦捷在陕北某地中学读书，被召回时已能背诵《资本论》段落；秦亨在湖北农村更不习惯北方冷风，总裹着父亲旧棉袄；秦吉玛性格内向，常抱着厚厚的字典自学。张越霞规定，家里不许有人特权，也不许有人掉队，人人做饭，轮流洗衣。

1951年春夜，家中油灯闪烁，两个年纪最小的孩子抢做算术题，争执不休。张越霞笑着调停，忽有同事来访，低声提议：“组织愿意再给你介绍对象。”她把菜勺插进锅沿：“谢谢好意，可我心里那盏灯没灭。”短短一句，话题被掐断。

时间推到1960年代，中苏关系骤冷，博古早年翻译的《列宁文选》多次再版。秦捷在书店看到父亲名字，默默站了良久。那天晚上，他回家把新印的扉页递给继母：“这是爸爸留下的东西。”张越霞轻抚书脊，不发一言，只在灯下继续缝补孩子们的旧衣。

1979年3月，张越霞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享年69岁。家人整理遗物时，除了一张全家合影，只发现一本泛黄笔记：第一页抄着《古诗十九首》——“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没有回顾，没有感叹，只字未提自己数十年的艰辛。

多年后，谈起父亲与继母，秦铁说：“父亲把全部精力献给革命，母亲把余生献给了我们。”他顿了顿，又补上一句：“她从没欠任何人，连自己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