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的冰天雪地里,东北的解放军部队像一股钢铁洪流,浩浩荡荡地冲进了山海关。
这一下子,平津战役的大幕就彻底拉开了。
这场仗可不是闹着玩的,它直接关系着整个华北地区的命运,不光考验着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和战术水平,更让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军们,在战场瞬息万变的关键时刻,写下了自己传奇的故事。
特别是天津城下那场硬仗,刘震、刘亚楼还有颜文斌这三位将军,他们当时的那些个决定和彼此间的碰撞,到现在说起来,都让人琢磨个没完。
头一回的“迷瞪”:塘沽那滩烂泥地
最开始,解放军把眼睛盯上了海边的塘沽。
那时候,作为东北野战军的先锋部队,39军(当时还叫东野二纵)是第一个杀到山海关的。
他们接到的任务很明确:赶紧冲到塘沽港,把国民党守军的海上退路彻底堵死。
可谁知道,塘沽那个地方,地形可真叫人头疼。
到处是望不到头的盐碱滩涂,软烂得根本没法走大部队,修工事更是难上加难。
更要命的是,国民党第17兵团的司令官侯镜如,竟然把指挥部设在了港口的军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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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明摆着告诉人,情况不对劲他随时能坐船跑路吗?
面对这么个烂摊子,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亲自跑去了前线。
他一看那片泥巴地,再看看国民党随时可能开溜的架势,眉头就拧成了个疙瘩。
要是硬着头皮从滩涂打过去,肯定得死伤一大片,可到最后,那个最要紧的目标说不定也捞不着。
刘亚楼把现场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上去,东野总部那边也毫不含糊,马上就做了调整:塘沽暂时不打了,主力部队全部掉头,集中火力猛攻天津!
这个决定下得可真够快的,看得出中央军委和东野前指对战场的判断又准又狠,应变能力那也是一流。
于是,39军二话不说,赶紧掉转方向,直接奔天津城去了。
天津城下:两把“铁锤”咋破硬骨头
天津,这个华北的大城市,当时城防那叫一个结实,十来万国民党守军,司令官陈长捷拍着胸脯说,有深沟高垒在,他能死守到底。
可解放军下定决心了,这仗必须速战速决。
刘亚楼又扛起了制定攻城计划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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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着地图反复琢磨,天津城南北狭长,东西却比较窄,这让他茅塞顿开:那就“东西对进,拦腰斩断”!
他的想法就是,从城西和城东同时发起猛攻,最后在市中心的金汤桥会师,把敌军从中间一劈两半,然后各个击破。
西线的主攻任务,落到了39军和38军这两支精锐部队身上。
39军的进攻方向直指和平门以及它两侧的地带。
他们下面的115师和117师作为第一批冲锋的部队,任务就是要把城防撕开一道口子。
为了让这两把“铁锤”砸得更狠,攻城指挥部把绝大多数的重炮和坦克,都加强到了西线。
1949年1月14号上午10点,总攻的信号弹冲上了天津的天空。
瞬间,天地都跟着颤抖起来,四野的炮兵阵地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炮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下,和平门那一带眨眼就被火海吞没了。
炮火还没完全延伸到敌人的纵深阵地,39军117师的突击队员们就按捺不住了,提前跳出战壕,发起了冲锋。
他们这一动,也带动了38军,赶紧跟着投入战斗。
炮兵观察哨紧急调整炮火,让炮弹往敌人更深的地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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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炮火连天、弹片横飞的要命关头,39军的战士们,特别是117师那些敢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英勇地扑向了被炸得残破的城墙。
他们凭着血肉之躯,硬生生地在天津西面的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天津前线的战报立马就传开了:“2纵4师、6师(也就是后来的115师、117师)首先从西面城墙突破!”
39军,就这么率先敲开了天津城防的第一道大门。
寿丰面粉公司:一场越级的“意外之喜”
城墙被突破了,接下来的巷战可就真刀真枪了。
39军115师345团的团长颜文斌,带着队伍迅速穿插,一下子就把国民党第62军第67师的指挥部——寿丰面粉公司大楼给团团围住了。
这座楼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特别结实,在师长李学正的指挥下,仗着它坚固的结构和强大的火力,成了解放军前进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敌人一开始还想耍滑头,假装说要“谈判起义”,其实就是想拖延时间。
可颜文斌团长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果断拒绝,就一个要求:无条件投降。
敌人一看拖不下去了,大楼里又响起了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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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团两次强攻都失败了,伤亡不小,攻势也受阻了。
寿丰面粉公司就像一根钉子,死死地卡住了115师,甚至整个39军往市中心推进的道路。
颜文斌赶紧向军部报告,请求增援。
军长刘震一听,目光立刻锁定地图上的“寿丰面粉公司”。
他心里清楚,这个地方拿不下来可不行,事关全局,一刻也耽误不得。
刘震当机立断,命令军里的预备队——152师455团,火速赶往寿丰面粉公司。
接着,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亲笔写下了明确的手令:“命令455团以及带队的副师长曹灿章,全部归345团团长颜文斌同志统一指挥。”
这道命令,直接就跳过了好几级的指挥层级。
手令送到前线,颜文斌团长也觉得挺意外的。
可曹灿章副师长接过手令后,一点儿也没犹豫,爽快地就对颜文斌表态了:“老颜,军长信任你!
这里的情况你最熟,怎么打,我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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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曹副师长的大力支持,颜文斌心里更有底了。
他立马部署:曹副师长带着455团去封锁大楼的东南方向,切断敌人的退路;他自己则带着345团的主力,集中所有火力掩护,组织突击队实施爆破。
总攻开始了。
在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有个才17岁的战士叫鞠海青,他抱着沉甸甸的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成功地把炸药包安放在了大楼一个关键的承重墙下面。
“轰”的一声巨响,寿丰面粉公司大楼的一角轰然垮塌,守在里面的敌人顿时乱成一锅粥,那些仓皇突围的残兵败将,正好撞进了曹副师长指挥的455团设下的包围圈。
这场仗打得干脆利落,国民党第67师的师部和他们下面的部队全部被消灭,俘虏了大约七千人,师长李学正也成了俘虏。
这颗“硬钉子”被拔掉之后,39军的士气大涨,趁着胜利的势头,猛烈地向市中心穿插。
到了1月15号凌晨,39军的先头部队和东线的友军在金汤桥胜利会师,成功实现了当初“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的作战目标。
整个天津战役,从总攻开始到把残余敌人全部消灭,总共就花了29个小时就取得了胜利,39军在这次战役中消灭了敌人28065人,战果真是辉煌。
将帅之间:刘震与刘亚楼那段“越级指挥”的对话
可是,刘震军长那道让“团长指挥副师长”的特别手令,在战役结束之后,还是引起了不少议论,这事儿也传到了天津前线最高指挥员刘亚楼的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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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这个人,非常看重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指挥秩序,所以一开始,他对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是有些保留意见的。
他特意去找了刘震,直接就把自己的疑虑说了出来:“让团长指挥副师长,这事儿影响是不是不太好啊?”
他觉得这样一来,可能会冲击到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指挥体系。
刘震很坦诚地跟自己的老领导解释了当时在战场上的考虑:颜文斌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红军团长,对眼前的敌情、地形、部队的情况还有怎么打攻坚战,那都是最熟悉的;新投入的455团虽然是由副师长带队,但他们对瞬息万变的巷战环境,肯定不如颜文斌了解得透彻;最关键的是,寿丰面粉公司那个据点,必须争分夺秒地拿下来,要是拖延了,会严重影响整个西线的进攻节奏。
所以,当时就必须把集中统一的指挥权交给那个最熟悉情况、最有把握的指挥员,这样才能保证行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刘震的想法就是这么直接:用最有效的方法,把眼前这块“硬骨头”啃掉!
听完刘震站在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把胜利放在第一位的解释,刘亚楼也明白了当时他临机决断的用意。
他心里的疑虑也就消散了,最终认可了这种特殊情况下打破常规做法的合理性。
英雄们的路:颜文斌与两位空军司令的交集
天津战役的巨大胜利,给颜文斌的军旅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位从红军时期就一路走过来的老兵,靠着自己深厚的资历和这次战役中出色的表现,在1949年3月被火线提拔为第39军115师的参谋长,正式跻身师级指挥员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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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他更是肩负起了115师副师长的重任。
当抗美援朝的战火烧起来的时候,颜文斌又披挂上阵,先是担任志愿军第39军115师的师长,后来又升任39军副军长,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他和战友们一起浴血奋战。
虽然在195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时候,他没能及时被授衔,但到了1964年,这位老兵终于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2014年,颜文斌将军以百岁高龄离开了人世,他的一辈子,就是无数革命战士英勇奋斗的真实写照。
天津和北平相继解放之后,整个华北地区的局势也就稳定下来了。
39军随后驻扎在天津西郊,负责整编傅作义手下的旧部队——国民党第31军独立第72师,把他们的官兵分散编入39军的各个师,让他们融入人民军队。
1949年5月,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越来越快,部队也需要正规化建设,39军被编入了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兵团。
军长刘震也升任第十四兵团的第二副司令员,同时还继续兼任39军的军长。
没过多久,为了尽快组建一支现代化的人民空军,保卫新中国的领空,中央军委在1949年7月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组建空军的领导机关。
刘亚楼被中央点名,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随后辞去了第十四兵团司令员的职务。
刘亚楼调走之后,第十四兵团的建制就被撤销了,39军转隶到了第十三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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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也改任十三兵团的副司令员,并且继续兼任39军军长。
到了1949年10月,刘震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
两位在天津战役中曾经因为指挥权问题有过讨论的将军,在建设新中国空军这项伟大事业中,又一次携手合作,在刘亚楼的带领下,一起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些战场上的决策和那些将军们的命运,都真切地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年代所表现出的那种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那种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还有发现和任用人才的智慧。
颜文斌的勇敢果断,刘震在关键时刻的当机立断,以及刘亚楼的远见卓识和对军事原则的坚守,共同成就了天津战役的辉煌胜利,也给新中国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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