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化若，4，当时红军中流行的一句话：毛委员就是有办法

永和会师和二打长沙

1930年8月中旬，红一军团主力由奉新、安义西移，进至接 近湖南边界处。

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搜集到上海7月 30日和8月1日的报纸，知道我红三军团曾一度打进长沙，后被 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又有消息说，敌何键部正向红三军团进逼。

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 敌一部无线电台，敌人跑了，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 士好奇，把好好的电台给砸烂了。当时我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尚 未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同志很惋惜，并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 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一、三 军团领导机关在永和市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 ——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 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总参谋长，杨岳彬任 总政治部主任。我被任命为参谋处长。

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 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 (当时干部少，由原红四军司政机关两度升级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并未增加干部)。

此外，还组织了中国工农革命 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委员35人，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永和会师后， 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 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 题的解决，给后来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 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矛盾又发生了。 主要是少数领导干部，坚持实行中央决定的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 因而又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号称三军团的 “理论家”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总前委会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 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 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

“你们既不打南 昌，又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命令?”

其实，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虽然因当时敌人守备兵力薄 弱而攻进了城内，但敌人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了。

后虽突围出来，但据当时参加第一次打长沙的同志回忆：被他们带去的地方武装约1万人(没有准确的统计),来不及撤退，有一批 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致使长沙城内以至 城郊我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

打长沙，打构筑了防御工事的大城市，在由游击战转到正规 战时立即要求进行阵地攻坚战，显然是错误的。

虽然当时全国政 治形势很好，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我军士气十分旺盛，有利革命 向前发展。但是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还没有根本改变，仍 然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具备。

当时长 沙城内有敌军31个团，我们的兵力共13个师，实际上相当于13 个团。敌人兵力多我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我们 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 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

中央命令要打，三军团中的少数领导干部也坚持要打，理由是“中央命令”,而实际情况却不应该打。怎 么把部队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下引上正确的轨道呢?

这是 第一次战略转变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为了团结三军团，毛泽东同志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 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推进”(红一方面军司令部1930年8月24 日于永和市发出的命令),应于8月28日进到长沙东南郊距城约 20里左右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茭中铺、龙头一带。

29日到 达上述地点后，先头部队一部分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 数兵力向长沙进行火力侦察。

后来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成立 了总前委，毛泽东同志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就说第二次 打长沙的错误，是毛泽东执行了立三路线；也有人说第二次打长 沙是毛泽东同志统一领导的，因而是正确的。

这两种说法都不符 合事实，都是错误的。

在围长沙的过程中，我们于9月1日俘获一个敌军的传令兵， 缴获一件作战命令。从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10个团 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

当夜，我们即调整部署， 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 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 备出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少数拥护立三冒 险主义的领导干部又提出来，说敌人遗失了作战命令， 一定会改 变行动，我军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

争论的结果，采取妥 协的办法，决定留下红三军作为方面军的总预备队，仍控制在猴 子石侧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四军、十二军展开向长沙进攻。

第三天下午3时许，敌陶广师之1、2旅及补充第6团、特务 营、工兵营等沿猴子石出击了。

至5时许，敌人出来约2个多团， 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红三军因时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 红四军、红十二军各有一部参加战斗。 一直压歼敌军于湘江边上， 敌军官兵被击落水死者约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出击的敌军基 本上全部被歼。

消灭猴子石出击的敌人之后，有人又吵着要打长沙，我军发 起两次强攻，想了许多办法，但仍无法冲破敌人电网，结果一个 突破口也没有打开。

撤围长沙回师攻吉

怎么引导围攻长沙的部队撤下来呢?

当时红军中流行的一句话：毛委员就是有办法。

这时，毛泽东同志因势利导，先提出攻城部队暂时撤离攻击 位置，向长沙东南近郊“散开”,诱敌出击，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 之。这是第一步。

这一建议，并没有放弃打长沙，所以被要求打 长沙的干部接受了。

红一方面军从8月29日推进到长沙近郊新桥 地区后，不断移动小打，同长沙的敌军周旋达半月之久。

这样，9月12日毛泽 东和朱德同志就下令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处待机”。这是第二步。

分散到萍、醴、 攸后，毛泽东又提出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必须在三县(均 是白色区域)大力筹款20万元(仅够半个月军费，当时每月需款 40万元);

同时要在三县帮助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建立 政权，建立赤卫队，认为这对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非 常重要，因此主张部队就地开展群众工作，并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于是决定两个军团从9月14日起，以12天时间在三县筹款。

12天后，一军团沿株萍路进攻吉安，三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这是 第三步。

9月13日，方面军总部在株洲发出命令，命令前面说：“……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

后面说：“……决定了夺取南 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 干”。

这一战略计划是 到湖南去，配合三军团狠打何键部队，然后会同三军团沿株萍路 回师攻吉，准备在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作战。

事情总是复杂曲折的。

总部9月29日下午在宜春发出30日 向吉安前进的命令后，当晚就得到了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同志的来信，大意说长江局查明张桂军并未来到湘潭， 一方 面军仍应回去打长沙。

本来总部在发出向吉安前进命令中就指定 红三军派部队去迎接并护送周以栗到总部来。当晚他就带着长江 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打长沙。

周以栗一 到宜春，毛泽东同志就热烈地欢迎他，并同他亲切通宵交谈，把 他说服了。

这位本来坚决主张红一方面军拉回去打长沙的长江局 代表竟放弃了原来的意见，眉开眼笑地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 正确主张，并成为一个积极的拥护者，心悦诚服地称赞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领导，后来就是他在青塘会议上说：“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在宜春开了一个会，就是有名的袁州会议。

这次会议是毛泽 东同志说服周以栗后，并在周以栗的支持下召开的，主要是决定 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先去打孤立无援被我长期 围困的吉安。

这是在战略转变中的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把 热衷于攻打长沙的一些领导干部循循善诱地引导到江西来，这对 尔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具有战略远见 的决策。

吉安这个孤城，曾被我江西地方武装长期围困。守敌是邓英 部3个团(不足),士气低落，军无斗志，真可说是惊弓之鸟、瓮 中之鳖。

吉安又是江西省一个较大的城市，周围都是红区，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县城被极少数的靖卫团占领。打下吉安，可以使 广大红区连成一片，更好地发展土地革命，扩大革命根据地，更 进一步“经营江西”。打吉安，江西干部是拥护的，比较容易说服 干部和群众。

毛泽东同志一 见到他就问，从哪里来?

他说：“从中央来的。”

毛泽东同志又问 他：中央有什么指示?

他说：“中央还是要我们去打南昌。”

毛泽 东同志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

接着又用手指着前面正 在走着的部队说，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

红军开向吉安，在兵力还没有完全集中时，有人就急着要打。

10月3日午夜，即阴历8月13日凌晨，攻城部队进入吉安城内， 邓英部及省警察大队等敌军全部坐船由赣江北航，向南昌逃跑了。 原定担任用火力封锁江面的部队，没有遵照总部的命令部署，沿 江没有布置炮兵和机枪，竟让4个团的反动军队在我们手中溜掉 了。

打开吉安后，周围的泰和、安福、吉水等几个县城的靖卫团 都逃了，我们一一加以占领，赣西南红区连成一片。

各地赤卫队 纷纷赶来，红20军(军长刘铁超同志、政委曾炳春同志)和22军 (军长陈毅同志),也奉命调到吉安附近，于是吉安周围数十里到 处都是红旗飘扬，好不热闹。

大批红区武装和群众拥进城来，抓 逃到吉安的土豪劣绅。在城外开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庆祝大会，群 众踊跃报名参军。

打下吉安后我们参谋处作了粗略统计，这时一、 三军团，20军、22军和总直属部队合计已超过5万人。

组建红军工兵队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安源一带活动时组建了红军工兵 队，红军增加了一个新兵种。

第二次打长沙以后，毛泽东同志就在考虑怎样发展炮兵和工 兵。

他认为攻长沙不克，原因有三，其中之一就是“敌之工事欧 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而“我们只有肉搏没 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没有足够的炮兵和工兵，要攻打防御坚固 的城市是困难的。

9月24日，我随一方面军总部到了安源，毛泽东同志要我带 机关的一些同志深入矿工中做工作，抓紧筹款和扩大队伍。

安源 也是刘少奇同志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工人的觉悟很高，对红军的 行动很支持，报名参军的很多。

有的工人还说：“我们会爆破，可 以搞到很多炸药。”

晚上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毛泽东 同志眼睛一亮，沉思片刻说：“打长沙要是有爆破组开路，情况就 不一样了。我们应当组织一些矿工入伍，组建一个工兵队。”

朱德 同志接着说：“要得。要建立一个能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能炸 碉堡、能挖防空洞的工兵队。”

毛泽东同志要我抓紧落实。

次日，我同安源煤矿工会取得联系，在参军队伍中，把会爆 破技术的工人挑出来，准备成立工兵队。

到了中午时分，挑出来 140来人，这些工人衣衫褴褛，年龄大的30多岁，小的10多岁， 思想基础都不错，都是苦大仇深自愿参军的。

我把大家领到一个 学校的操场上，讲了一下参加红军的意义和建立工兵的重要性，话 很简短，只几分钟。

然后请他们自愿组成班、排，每班10人，三 班一排，并推荐出班、排、队长来。大家东一堆、西一堆地议论 了一阵，便向我报告了选出的班、排、队长的名单。

我说，大家 注意，现在集合。他们都在原地不知怎么动作。我便连讲带纠正 地告诉大家怎样集合及立正、稍息、向右看齐等基本动作要领。

集合后宣布了干部名单，班长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宣布一个 代理队长叫李桂生，是矿上的锅炉工，个子很高，外号李长子。

我 还反问了一句：“大家同意吗?”

全体齐声回答：“同意。”

我带工 兵队的同志在警卫连吃了饭，令各自回家，次日上午到操场集合， 只领李桂生去见了朱德同志。

朱德同志说：“工兵队就编在直属队， 暂时由你管。”

26日上午，工兵队一面搞训练，学点集合行军的基本动作， 一 面购置炊事用具，中午就单独起伙了。

训练时，班以上干部先练 了1个小时，再分开训练。我记得这些工人接受能力较快，训练 热情也挺高。下午便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并且搞到了100担炸 药，总部领导很满意。

27日晨，工兵队就随总部出发了。

10月3日攻打吉安城时， 工兵队在架设云梯、爆炸敌碉堡时起了重要作用。

10月7日总部 下达了工兵队的正式编制，仍编在方面军直属队。

当天在吉安后 河草坪召开了成立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到会讲了话。正式任命 了队长和党代表。从此，红军队伍中正式有了工兵。

这个工兵队， 据说就是现在工程兵第2团第1连的前身。

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

主张打大城市的少数领导人肯跟毛泽东同志回到江西有一个 条件，那就是打下吉安后， 一、三军团配合打九江、南昌，要 “最火速、最勇猛地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消灭鲁涤平及江 西反动统治，截断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争取武汉”。

所 以吉安解放后，又有人吵着要火速北上，攻打九江、南昌。

1930年10月13日，总前委在吉安发出移师北上向清江附近 集中的命令。

10月17日，总前委抵达峡江，开了全体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作了决议。

行动问题， 经过争论、说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策略性和灵活性的方案，决 定“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

先向袁水流域 推进”,“在袁水与瑞洲河之间(包括分宜、新余、清江等县县 境)布置工作……发动这一带群众筹措给养。”

这样，部队便向袁水流域推进。红三军团工作地区分配在清江沿赣江一带比较富饶 的地方。这是为了照顾三军团的情绪，特地安排让他们走最少的路，到较好的地方。

10月20日， 一方面军总部由峡江出发，22日到达清江县太平圩，次日察知国民党军队有从四面开来包围红军的迹象，总前委即果断决定总部后撤30里，25日移至新余罗坊。

毛泽东同志因为沿途在峡江、太平圩等地开会、谈话，稍晚些时间才到罗坊。他到罗坊后，根据收集到的国民党报纸和情报分析，得知蒋、冯、阎混战暂告结束，敌军开始对我军进攻，其先头部队已到了清江，与 红军仅一江之隔，情况非常严重。

当日，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 员会在罗坊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如何迎击敌军前来“围剿”之战 略问题。

罗坊会议由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

朱德、彭 德怀、杨岳彬、朱云卿、古柏、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 滕代远、袁国平、何长工，

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于10月26日讨论通过了《目前政治 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总结了两次攻打长沙 和夺取吉安的经验教训，对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从客观实际 出发进行了批评。

会议紧接着讨论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 问题，也就是关于在哪里打敌人的问题，是前进打，是就地打，还 是后退打?也就是在白区打，还是在红区打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 在革命根据地大发展之后，又面临敌人首次大“围剿”,应力求红 军和根据地的巩固，以应付长期战争的需要。

他提出“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歼敌于革命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充分利用根据地的 优越条件，实行人民战争。

但是由于立三冒险主义的影响，相当 一部分干部，不仅不同意退却，而且主张进攻，打大城市。吉安、 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由于还没有经验，无 不反对红军的退却。

他们都还不了解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 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而且 战略退却是为了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 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才能进入反攻。

毛泽东同志 费了许多唇舌，反复说明“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退一步才能 取得主动的道理，用井冈山“敌疲我打”的经验提醒干部和群众， 终于说服了大家实行战略退却。

10月30日召开的中共红一方面 军总前委紧急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 方针，否定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用正确路线统一了 红一方面军的思想和行动。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战略退却问题 时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 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 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 分困难的问题”,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 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

确立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之后，接着的问题是战场选 在什么地方。是赣江西岸好，还是赣江东岸好?

毛泽东同志认为 战场的选择，既要使进攻的敌军不得不就我范围，同时又要考虑 往后的发展，因此他认为赣江东岸比西岸好。

这是根据井冈山斗 争的实践经验，红军主要发展方向不应是敌人力量较大的湖南，而 应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闽浙赣边界。

从江西一省看，赣江西岸 同东岸地区大小虽差不多，但东岸连接福建、浙江边界广大山区， 比起西岸回旋余地大得多。于是决定方面军立即收拢部队，东渡 赣 江 。

在罗坊期间，毛泽东同志还抽空找新参加红军的兴国同志，调 查了兴国永丰区的社会情况，写了著名的《兴国调查》,这不但树 立了调查研究这一马列主义的工作作风典范，而且也为尔后的反 “围剿”战略行动作了准备。

后来的第三次反“围剿”,在高兴圩 战斗后，红一方面军夜间撤出，就是依据这一调查很快分配了部 队宿营地，顺利地转到永丰地区整顿的。

由攻打湖南的长沙，到回师东向，攻打江西的吉安，这是一 个大的转折；再由峡江会议冒进思想要求北上攻打南昌、九江等 白区城市，到罗坊会议决定“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方针，即东 渡赣江实行战略退却，向东向南退到赣南红区，在红区内进行战 略防御，待机各个歼灭敌军，这又是一个大的转折。

这是第一次 战略转变中的两个大的转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每一大小转折 点，都经过耐心的说服和激烈的争论。

这是红军在自己的发展史 上，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第一次战略转变的过程，同时它又 是抵制立三冒险主义并取得胜利的斗争过程。

这一斗争之难就难 在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一时取得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因而同这 一“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既要坚持马列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 线和适合中国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又要坚持 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就要求斗争中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 活性，要有把斗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的领导艺术。

毛 泽东同志在领导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同立三冒险主义作激烈的 曲折的斗争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他的领导斗争艺术，保证了第一 次战略转变走上正确的轨道，保证了后来反“围剿”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