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叶剑英接管总参后，苦于无得力助手，李达：我给你推荐一良才

1971年10月初，北京西长安街的秋风已有凉意。刚刚被中央正式确定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几乎天天把自己关在总参那间不大的办公室里。电报、文件、电话像雪片一样飞来，桌案堆满了作战计划、部队整编方案和各大军区的请示，连副官都看得心惊。叶帅不止一次低声自语：“人手，还是人手啊。”

此时的总参谋部，经历了数年的动荡，骨干力量被分散，许多岗位出现空缺。要想让这台庞大的机器重新高速运转，就得把老资格、懂战略、明军事的干部迅速召回。11月21日，叶剑英约来几位新任副总长，屋里灯火通明，烟雾缭绕。李达手里攥着一张名单，话音不高却铿锵：“叶帅，我给您举荐一个老同志，很合适。”叶帅抬头，“谁？”——“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何正文。”八个字说完，他把名单递过去。

何正文这个名字，叶剑英并不陌生。抗战打得最激烈的那些年，他曾在第二野战军当军参谋长，战场判断、兵力配系，张弛有度，是出了名的“笔杆”兼“拼命三郎”。更难得的是，他还是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工农干部，既懂条令又会打仗。叶剑英合上名单，笑了：“行，就他。”

12月初的一个周末，叶帅把何正文请到家里。三人围坐炉边，气氛轻松。谈起成都军区的山高路险，谈到边防部队冬季保暖，何正文侃侃而谈，无一句空话。临别时叶帅拍拍他的肩：“到总参，好好干，别客气，缺啥说。”对话很短，却让何正文吃了定心丸。

进京报到后，他先在军务部、作战部、情报部各待几天，摸清底数；晚上挑灯翻阅过往几年所有训练材料，边看边做批注。刘振堂后来回忆：“这位首长看文件像抓要害，一寸纸都不浪费。”半年下来，总参内部对何正文评价颇高：决策不拖沓，作风不浮躁。

1974年1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出任命电报，何正文、杨成武、王尚荣同时担任副总参谋长。12月的党委扩大会议，叶剑英郑重宣布此事，他特意解释：“何正文同志来一年，已经用行动证明自己。”

接过分管军事训练和外军联络的担子后，何正文马不停蹄。那年冬天，北京气温零下十几度，他却跑遍了十二个集团军和三所军校。各大军区自办教导队，内容五花八门，动作五条线路。何正文与李达反复磋商，形成“教导队长统一集训”方案。11月5日，来自全国的百余名军一级教导队长齐聚总参军训部礼堂，一场硬碰硬的训练比武随即展开。何正文在开班动员时说了一句：“战场不等人，动作得快，否则教条成废纸。”这句话在会上换来阵阵掌声。

一个月后，集训结束。参训骨干带回的统一训练大纲，很快在各军区落地。部队操典、射击、通信数套新科目从纸面走向靶场，部队战备水平明显提升。叶剑英看到汇报材料，批示：“此为久旱甘霖。”

然而，真正的硬骨头还在后面。1982年春，中央决定实行百万大裁军。何正文以副总长身份，兼任精简整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成了落实环节的“主刀”。精简不仅是数字游戏，更涉及阵地、装备、人心。最棘手的是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等于四座大院要摘牌，谁都牵肠挂肚。

成都与昆明的合并方案激起不小涟漪。各方理由、数据、情感交织在一起。若指挥所放昆明，西藏方向调度势必受限；落在成都，似乎又让南疆防务离前沿远了些。几轮会商后，意见倾向成都。有人暗示何正文：“你是成都老战友，合并案可得慎言。”他平静应答：“服从战略需要。”材料送审时，他照实附上利弊分析。军委最终采纳了成都方案。

精简完成，部队下放了十多万官兵，数千名机关干部改任地方职务。有人私下议论待遇落差，何正文跑遍南北，向地方领导做工作，帮助这些退出现役的干部“落地”。他常说：“我们退一步，士兵能前进一步，值得。”

紧接着的《兵役法》修改，也由他牵头。旧法沿袭五十年代思路，役期长、补偿低，农家子弟负担重。何正文领衔起草，把征兵办法、优抚安置、预备役编组一并捋顺。1984年底，《兵役法修改草案》报送全国人大。文件厚厚一摞，每页密密麻麻批注，都是他熬夜写下的。

1985年3月，新一届总参领导班子公布。68岁的何正文提出退居二线，为年轻人腾位子。他把多年搭档的秘书留给继任者何其宗，临别只说一句：“都靠你了，别让训练再松劲。”这句话后来在总参成了口头禅。

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新任副总长多获上将。有人替何正文惋惜，他却摆手：“只要部队好，比什么都强。”早年老山前线的士兵写信感谢他定下的训练标准，信被他珍藏在抽屉，偶尔翻看，神情温和。

1993年冬，何正文在成都小院里整理旧稿。有人问他，若再回到1971年，是否还会北上接任？老将军笑了：“国家需要，路再远也得去。”窗外又起了风，庭中黄叶旋落，他抬头看了看天色，继续伏案修改那本未竟的《步兵战术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