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我们有没有打赢的可能

1937年8月12日夜，黄浦江面雾气很重，灯塔忽明忽暗，虹口一带的码头上却悄悄多出了大批身穿保安服的士兵，他们其实是第2师补充旅第二团。张治中给部下留下短短一句话：“先把机场稳住，再说别的。”这一晚，淞沪大战的第一颗火种已经点燃。

先机这个词，在那年夏天被蒋介石反复提起。华北局势已岌岌可危，北平与天津间隔不到两个月相继失守，中央很清楚：如果任由日军自北向南推进，湖北湖南的工业、国府的基本盘将难以守住。打到上海，看似主动“惹事”，其实是要把战争由内陆推向海岸，把时间争回来。更现实的考量是，上海坐拥英美租界，枪声一响，国府期望列强插手，日本必受牵制。这套算盘并非空穴来风，1925年的五卅运动就印证过“国际压力”在上海的分量。

从兵力看，淞沪会战开局并非绝望。日军滩头仅三千海军陆战队，守备分散，又是典型城镇防御。我军方面，第87、第88师接受过德式训练，配备75毫米山炮和少量克虏伯野炮，火力相对成型。若能在八月中旬之前连夜突袭，拔掉江湾与虹口两处据点，关东军南调的增援就会被迫改向青岛或者北平沿线，上海战线可能在一周内结束。史料显示，8月16日前后，日陆海两部还在东京为“要不要深陷上海泥淖”争论，石原莞尔甚至主张干脆固守华北，把上海让海军自行善后。

可胜负的天平往往被细节拉偏。首先是机场与码头的封锁并未完全到位。大山勇夫闯关被击毙后，海军第三舰队很快调来14艘兵舰，炮口对准市区，日军获得了海上补给通道。陆上，苏州河两岸的仓库与仓储铁路依旧开放，让增援部队有了潜在登陆点。原定“十日内夺司令部”的计划因此被拖成漫长的巷战，最宝贵的时间被蚕食。

9月初，前线第一次出现指挥权摇摆。蒋介石临时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并将暂归张治中的两个师划入陈诚序列，调令却没同步抵达前线。当天深夜，闸北阵地甚至出现了两套作战口令。“师长，今夜动手吗？”“等命令。”简单对话折射的是一线官兵的茫然。部队摸黑集结又被叫停，进攻节奏完全打乱。日军利用间隙构筑三层火力网，把江湾小学到提篮桥一线变成火力死角，原本不足一个团的兵力硬是稳住了外环。

值得一提的是，国府对国际调停的期待在九月下旬达到顶点。南京一纸急电，请求华盛顿召集九国公约签字国开会，美英却以“先区分侵略者与挑衅者”为由拖延。这段时间里，蒋一度要求前线“适当收缩”，结果就是阵地白白让出，几天后又下令“恢复固守”。来回拉锯，士气受挫，伤亡却并未减少。

与此同时，松井石根在东京说服参谋本部，三批援军陆续成行。第一批两个师团22日抵达吴淞口时，中国军队仍占据人数优势；第二批四个师团10月上旬登陆后，双方兵力已近持平；第三批登陆杭州湾，战场天平彻底倾斜。假如最初十日能端掉日军司令部，海军舰炮失去坐标，后续支援就会延误甚至取消，日方的增兵理由也会被参谋本部驳回。可惜这一“十日窗口”终究没能抓住。

有人把淞沪战败简单归咎于装备差距，这种说法并不全面。87师投入战场时拥有120门火炮，88师手里还有18辆FT-17坦克，足以在城市巷战中形成突击集团；问题出在协同。炮兵观测点缺乏高地，空军虽出动过霍克-Ⅲ战机，却因无线电波段不统一，炸弹常常落在自家火线之后。城市天际线密集，高炮分不清敌我，给了日军机群可乘之机。设备并不算太差，可沟通链路却始终断断续续。

再看后方。67军奉命掩护松江，途中被抽调支援嘉定，回折时遇上第10师团主力，弹尽粮绝，军长吴克仁阵亡。命令朝令夕改，一个军被反复调动两百公里，这是人事系统紊乱的直接反映。此役结束后，幸存军官回忆：“若不临时折返，我们还能多守两天。”多守两天意味着金山卫未必失陷，杭州湾登陆也并非板上钉钉。

至11月初，淞沪城市正面尚能维持防线，但侧翼空虚已成事实。日军选择金山卫而非南汇登岸，就是冲着我军调度迟缓而来。港湾一破，整条胡宗南—陈诚—张发奎的指挥链同时被切开，上海战区像一张被撕裂的网，再难收拢。三天后，撤退命令下达，许多部队甚至不知道撤往哪条线路，只好凭借经验向西南突围，接连陷入苏州河北岸与常州外围的日军口袋。

如果把淞沪会战视作一局棋，国府的先手并不差，甚至可说相当锐利。问题在于，中盘阶段缺乏耐心，动辄更换主将，调动子力毫无章法，让原本机会渺小却存在的胜算被一点点磨掉。军事史家叶龙曾感叹：“淞沪本可成扩大战果的舞台，却变成了消耗精锐的熔炉。”话虽冷酷，却也揭露了事实——输掉的不仅是一座城市，还有由多个偶然叠加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