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后，宋子文初恋被赶到汽车间里住，还坐在家门口抽雪茄

1968年寒露刚过的清晨，上海五原路的梧桐叶被风吹得簌簌作响。灰扑扑的汽车库门口，一个身材消瘦的老太太端着绿漆折凳，一手雪茄，一手拎着搪瓷缸，安静地看路人来去。这一幕，让附近菜场的摊贩低声嘀咕：“那位就是当年的盛七小姐？”一句叹息，无声地将时间拉回五十多年前。

1917年夏末，25岁的宋子文漂洋归来。那时的公共租界纸醉金迷，外滩礼炮声不断，他背着博士学位，心里憋着一股闯劲。第二周，他就踏进了静安寺路盛公馆的铜雕大门，开始替盛恩颐打理英文函电。没过多久，家教兼秘书的身份把他和小自己六岁的盛家七小姐推到同一间书房。阳光斜斜照在英文原版《希腊史》上，年轻人引用着亚里士多德，眼神却不由自主停在少女的侧脸，有意思的是，少女的目光也偷瞄着他手腕的金表。

那段日子，上海报纸整版登载沪市钱庄股价；书房里，两人津津乐道西方经济学。“跟我去广州吧。”宋子文轻声一句，“我舍不得母亲。”盛爱颐摇头，声音很轻，只有一句对话，却成了后来半生的分岔口。

1918年春，宋子文独自南下，从黄埔码头登船时，只带走盛爱颐塞进手掌的一片金叶子。孙中山在广州折冲樽俎，宋子文如鱼得水，很快官至广东财政厅厅长。上海却在另一条轨道上飞速前进，盛家凭洋行生意持续扩张，庄夫人认定宋家出身寒门，“潜力股”终归比不过“绩优股”，一纸家训，把恋情戛然而止。

时间来到1932年。淞沪战争硝烟仍在，盛家花园里却摆满红毯。32岁的盛爱颐穿着雪白长旗袍，挽着表兄庄铸九的手臂步入礼堂。她脸上有笑，眼里却没灯火。有人说那场婚礼更像一场商业联姻，盛家要巩固地产，庄家需要资本，双方都清醒得很。

抗战胜利那年，一场风波让两条原本平行的生命再度相交。盛老四的独子因曾在日本领事馆任职被扣上“通敌”帽子。家族四处求援无果，只剩盛七小姐能出面。庄夫人哭得站不稳，跪在客厅木地板上，逼她拿起电话。彼时的宋子文已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电话接通不到三分钟，问题迎刃而解。曾经的白月光替她扛下风雨，盛家从此再不提“门当户对”四个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外滩旗杆换上五星红旗，商贾豪门有人南迁、有人赴港，盛爱颐却在家中默默收拾，决定留下。不久“公私合营”推开大门，盛家产业悉数划归公营，七小姐名下房产被征用，只保留按季度结息的银行存款。日子虽紧，也还体面。她开始在自家洋房里开设典雅沙龙，写毛笔小楷，喜好收藏雪茄，偶尔坐在阳台晾晒英国骨瓷。

1966年，“破四旧”的风暴席卷弄堂。红漆大字写满院墙，那栋充满巴洛克雕花的别墅被贴上封条。盛爱颐连夜与丈夫搬进后院的汽车间，小小十余平方米，顶棚渗水，铁门夏热冬冷。她把曾经舞会用的欧式长椅改成床，再将剩下的几只雪茄藏进棉被夹层。有人嘲笑她穷讲究，她却照旧端一把椅子坐门口，动作优雅得不可思议。

有一回，盛宣怀长孙盛毓常来探望，刚推门就看见庄铸九倒在冰冷水泥地上。白发老人说话断断续续，半条命都飘了。盛毓常急送医院，才把命抢回。耽误医药费，全靠海外亲属寄来救急。说来也怪，雪茄竟成消息纽带：香港亲戚见她仍抽古巴雪茄，猜到日子难熬，转手托人将款项寄来。接口人是盛毓度——那个当年被宋子文救下的小辈。盛家旧账，至此算还。

1972年起，政治风向转暖，盛爱颐重新搬回五原路，却再没恢复往日阔绰。她偶尔去锦江饭店喝咖啡，收集散落报纸，翻到财经版便细看。有人听她点评黄金走势，惊讶于分析敏锐。不得不说，那位昔日“富家千金”骨子里仍是商人。

1994年秋，93岁的宋子文在旧金山心脏衰竭辞世。讣告登上欧美报纸显著版面。上海弄堂的收音机里传出新闻，许多人面面相觑，想起那位雪茄老太太。此时的她已行将迈入九十，听完动静，只轻轻合上收音机盖，没有多言。

1997年初春，盛爱颐病重。病房摆满早樱，子女轮流守夜。她忽然吩咐外孙打开黄铜烟盒，取出最后一支雪茄，自己却不再点燃，只端详了良久，轻轻放回。三天后，97岁高龄的她静静合眼。长子遵照遗愿，将遗体葬于苏州香山侧坡，一方青石墓碑，没有任何显赫头衔，只刻着“盛爱颐之墓”。

回溯她的一生，爱情、权势、商战、家国兴衰，全部在一根又一根雪茄的袅袅烟雾里翻卷。她从青涩闺秀到旧法资本家，再到默然老妇，时代的剧本写得跌宕，但无论在哪个场合，她始终坚持昂首、撑伞、穿旗袍。1966年那道幽暗车库的铁门，并没有熄灭她的尊严，这或许才是“盛七小姐”最深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