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的夏天,热得厉害。太阳像是贴在人头皮上烤,田里的泥都裂开了嘴。
凌湖乡的民兵潘思玉,这天刚从江都绿洋的外婆家赶回来,一身汗还没擦干,就听见村口有人压着嗓子喊:
“思玉!思玉!快,出事了!”
喊他的是同村的王老憨,一张脸煞白,眼角还挂着汗珠。潘思玉心里一紧,扔下手里拎的布袋子就迎上去。
“咋了?”
“居下庄那边……二区武工队的杨队长,被敌人盯上了!”王老憨喘着粗气,手往东南方向指着,“听说来了七八个伪军,带枪的,正在庄里搜呢!”
潘思玉脑袋里“嗡”的一声。杨鹰他是知道的,三十出头,精干得很,是这一带武工队的头儿,领着大伙儿扒铁路、截情报,敌人恨他入骨。要是落到敌人手里,命肯定保不住。
他二话没说,转身就往北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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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头日头毒,土路被晒得发白。潘思玉一路小跑,草鞋踩在热土上,噗嗤噗嗤地响。他抄的是近道,从田埂上穿过去,高粱叶子刮在脸上,又热又刺。心里却像坠了块石头——居下庄离这儿七八里地,杨鹰要是往外撤,最可能往北走,过河进芦苇荡。
北边有条河,河边常停着几条打鱼的篷船,但不熟悉当地情形的人,很难找到这几条船的位置。
他得再快一点。
杨鹰这头,确实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他是早上来居下庄接头取情报的,没想到刚进村,就看见村口树上拴着几匹军马。情知不妙,他转身就往后巷钻。可伪军已经发现了动静,吹着哨子追了上来。
杨鹰个子不高,但极灵活。他三拐两拐钻进一片玉米地,猫着腰往北跑。身后的叫骂声、脚步声越来越近,子弹“嗖嗖”地打在秸秆上,叶子簌簌往下掉。
他不敢停,胸口像扯风箱似的喘,汗水糊住了眼睛。腰间的驳壳枪沉甸甸的,但他知道不能开枪——一响,位置就彻底暴露了。
前面就是河道。河不宽,但水挺深,对岸是一片望不到边的芦苇湖。只要过了河,钻进芦荡,敌人就拿他没办法。
可河边上空空荡荡,一条船也没有。
杨鹰的心凉了半截。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东边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人影从高粱地里窜出来,草帽压得低低的,径直朝他这边冲来。
杨鹰下意识去摸枪,却听见那人压低嗓子喊:
“杨队长!这边!”
是潘思玉。两人虽不熟,但年初在区里开会时打过照面。杨鹰认得那张方脸、那双亮得出奇的眼睛。
潘思玉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往这儿走,河边有船!”
两人顾不上多说,一前一后沿着河坎往下游跑。河边的泥地湿滑,长满了青苔,潘思玉跑在前头,不时回头拉杨鹰一把。身后的追喊声已经逼近,听得见伪军咋咋呼呼的叫骂:
“看见没?往河边去了!”
“快!别让他过河!”
潘思玉额头上的汗滴进眼睛里,又涩又疼。他眯着眼往前望——有了!前面芦苇丛里,拴着一条旧篷船,灰扑扑的篷布破了好几个洞,但船身看起来还算结实。
“就那条!”潘思玉喘着气说。
两人连滑带爬地冲到船边。潘思玉伸手解缆绳,手指因为紧张而不听使唤,结打得死,他急得用牙去咬。杨鹰已经跳上船,抄起船尾的木桨。
“你快上来!”杨鹰急喊。
潘思玉却突然松开了缆绳,站直了身子。他回头看了一眼——几十米外,几个伪军已经冲出了高粱地,正朝这边扑来。
一个念头像闪电似的劈进他脑子里。
“杨队长,你一个人走!”潘思玉语速极快,声音却稳了下来,“摇船,穿河进湖,别回头。”
“那你——”
“我没关系。”潘思玉打断他,眼神里有一种不容分说的坚决,“他们不认识你长相。你快走!”
说着,他用力把船往河心一推。杨鹰知道此刻不是犹豫的时候,一咬牙,抓起木桨奋力划水。小船晃了晃,缓缓离岸。
潘思玉转过身,面向追兵的方向,突然扯开嗓子大喊:
“停船!带个人啊!喂——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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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边喊,一边沿着岸边追着船跑,手在空中挥舞,活像个真急着过河却没能赶上的路人。声音在河面上传得老远,凄惶又焦急。
那几个伪军已经冲到了河边,领头的端着长枪,喘得像头牛。他们看见一个庄稼汉打扮的人正在岸边跳脚喊船,而河里那条篷船正“吱呀吱呀”地往对岸摇,越走越远。
“是不是他?”一个伪军问。
“肯定是!追不上船,急眼了!”领头的啐了一口,“捆起来!”
潘思玉被人从背后狠狠踹了一脚,扑倒在地。粗糙的麻绳捆住了他的手腕,勒得生疼。他挣扎着抬头,看见那条篷船已经驶进河心的薄雾里,渐渐成了一个小黑点。
他心里忽然就踏实了。
伪军把潘思玉押回镇上,关进一间黑黢黢的土坯房。他们以为抓到了武工队头子,得意得很,连夜审问。
“说!叫什么?干什么的?”
潘思玉低着头,缩着肩膀,一副吓破胆的模样。“俺……俺叫潘思玉,种地的,就想过河走亲戚……”
“放屁!那你跑什么?”
“看见老总们追过来,俺怕啊……”潘思玉带着哭腔,“俺娘说兵荒马乱的,见了带枪的就躲……”
审了一晚上,问不出个所以然。伪军也犯嘀咕——这人看着确实不像个领头儿的,手上全是老茧,说话土里土气,吓得直哆嗦。可人是从河边抓的,那条船也确实跑了个要紧人物。
第二天,来了个戴眼镜的伪军官。他围着潘思玉转了两圈,忽然笑了。
“你不是杨鹰。”他说,“不过,放了你,咱们也不好交差。”
潘思玉心里咯噔一下。
伪军官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这样,你家里凑点钱,我们就说抓错了,是个良民。你也少受罪。”
这是要勒索。潘思玉垂下眼睛,半晌,点了点头。
可他家里哪有什么钱?母亲把家里的粮食、鸡蛋卖了,又东借西凑,总算弄来一点银元。第三天,镇上的居甲长来了。这人在本地有些面子,说了些好话,作保画押,伪军这才松口。
居甲长领着潘思玉走出那间黑屋子时,外头阳光正烈。潘思玉眯起眼,深深吸了口气——重获自由的味道,混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快回去吧。”居甲长拍拍他的肩,声音很低,“往后……小心点。”
潘思玉点点头,没说话。他沿着土路往家走,脚步有些虚浮,但脊梁挺得笔直。路过那条河时,他停下脚步,望向河心。
芦苇在风里摇啊摇,水面上泛着细碎的银光。那条篷船早已不知去向,杨鹰应该早已安全进了芦荡,或许已经和组织接上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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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思玉站了一会儿,转身继续往家走。草帽下的脸上,悄悄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
三年后,潘思玉在一次掩护同志转移的战斗中,牺牲了。
他生前没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人把他那次“顶包”的事迹到处传扬。只有凌湖乡的老人们偶尔提起,说那年夏天特别热,有个叫潘思玉的民兵,在河边演了一出好戏,让敌人扑了个空。
河水依旧年年流淌,芦苇绿了又黄。那条带篷的旧渔船,后来也不知去了哪里。
只有风经过河面时,还像当年一样,轻轻悄悄的,带着水汽与草香,拂过每一个记得那段岁月的人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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