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叫停对阿援助，耿飚回忆：他们就没考虑借的东西还是要还的

1978年7月7日凌晨，北京西郊外交人员大院的灯通宵未灭，外交部值班室里传真机“嗒嗒”作响，一份给地拉那大使馆的新电报敲定：立即通知阿方，中国要撤回全部经济、军事专家，并终止尚未交割的成套项目。文件最后一句话极为干脆——“本照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不到两小时，电报译稿送到时任副总理邓小平的案头，他默默点头，这段拖了二十多年的“特殊友谊”终于画上句号。

若时间往前拨十四年，画面却截然不同。1964年冬，满载国产拖拉机和化肥的货轮缓缓驶入阿尔巴尼亚杜勒斯港，港口升起两面五星红旗。岸边工人见到崭新的“东方红”履带车，连称“神奇”。那一声声欢呼，曾令远在北京的领导人倍感欣慰——“欧洲小雄狮”的工业化似乎指日可待。

缘分始于1949年11月23日，阿尔巴尼亚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对刚结束战火的新中国而言，这份支持来得珍贵，因此1954年起，成批贷款、设备和日用品越过欧亚大陆，不计成本地送往地拉那。数字很快攀升：二十多年累计七十五笔贷款、金额折合百亿元以上；化肥厂、炼钢厂、造纸厂等成套项目先后上线，总数高达一百四十多个。

事有两面。彼时中国国内刚挺过“三年困难”，很多省份的口粮紧巴到要定量供应，可对阿的粮食援助依旧一船接一船，总量达到一百八十万吨。耿飚后来回忆，那些成箱成箱的零部件往往还没在国内铺开，便被装船。“有人问，为什么不自己先用？回答很简单——朋友急，我们再难也得帮。”

阿方却把帮助视作理所应当。1966年以后，地拉那代表团隔三差五飞往北京，一落座就打开厚厚的清单，“要化纤厂、要彩电台、要新型雷达”。谢胡一次会谈中竟直言：“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李先念忍不住提醒：“贷款总得有个归期吧？”谢胡哈哈一笑：“没想过这个问题。”会场空气一时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更让中国专家寒心的是浪费。援建的万吨化肥码放在田边，雨季一淋，硬块比石头还结实；成套无缝钢管竟被用作街边电线杆。有人好言相劝，工头却摊手：“坏了再跟北京说嘛。”一句轻飘飘的话，道尽对“免费的午餐”毫无敬畏。

矛盾在1971年骤然发酵。那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专机秘密降落北京，随后尼克松访华日程公布。霍查闻讯大惊，旋即发去长信，质问“为何不事先征求阿方意见”。中方婉转解释国际形势之必然，阿方却将其定性为“修正”。同年秋，地拉那新建的大使馆被查出三十多个窃听器，气氛降到冰点。

从1973年起，阿尔巴尼亚对贷款条件再度狮子大开口，甚至提出“每个农业社配备彩色电视机”。那时中国自家城乡黑白电视都稀罕得很，要求自然被婉拒。霍查不依不饶，在日记里写下“北京已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指责；一些阿媒体干脆把中国专家与记者称作“间谍”。外交部开始清点援阿账目，数字惊人，也零头难收。

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决心“该断就断”。1978年春，他在一次内部会上说：“援助不能变成对方永远伸手的借口，借出去的东西不可能石沉大海。”同年7月7日照会发出。撤离行动遇到小插曲：两国商定包机同步起飞，但阿方担心自家飞机在中国领空飞行时间过久，反复纠结时差，愣是拖了好几天。最终双方几乎同时起飞，只是没人再在意谁先谁后。

飞机离港那一刻，码头上没人挥手告别。六千多名中国专家留下的一百多座厂房机器仍在运转，可缺乏配件与管理，两三年后大多停摆。阿尔巴尼亚经济迅速下滑，地下银行连环爆雷，一九九七年全国陷入大骚乱。昔日遍布山谷的七十万座水泥碉堡，无声矗立，却挡不住贫穷和混乱。

耿飚回国后整理材料，扉页写着一句老话：“帮忙不添乱，授人以渔。”他感慨，当年无偿付出固然出于真诚，但只要受援方缺乏自强之志，再多的钢筋水泥也可能淹没在风雨中。这番经历，后来成为中国对外援助框架调整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