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斯临死时的愿望说起

秦国的宰相李斯被秦二世腰斩于市，夷三族，人生以悲剧落幕。临行的时候，李斯和他的次子一同被押出狱门。他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个愿望没有什么功利属性，似乎是一个正常人都能做到的，但他临死前说了这样的愿望，就显得与众不同，或许他真的看到了人生的荒诞性。从他临死时的愿望说起，似乎可以看到他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也可以看到人的一生是否真的具有某种意义。

李斯出生在上蔡，上蔡当时是楚国的领地。他是地方小吏，后来辅佐秦王称帝，接着实行商鞅的法律，采用纵横之策，主张以吏为师，废封建，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他还和赵高设计，废长立庶，逼死公子扶苏。他功高至伟，却最终被腰斩于市，怎么说都是人生的悲剧。他主督责之术，行诛罚之令，搞得“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百姓怨愤沸腾，揭竿而起。到头来他反被宦人所陷，当秦二世登基的时候，李斯上书皇帝，列举了自己的七宗罪，却并没有被皇帝谅解。似乎他的一生是从低谷到高潮，又从高潮到低谷的过程。李斯在老家做小吏的时候，看到厕所里的老鼠饥肠辘辘，还经常提防着被野狗撕咬，又看到粮仓中的老鼠在粮仓里大吃大喝，不会防备野狗的撕咬，于是感叹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悟透了环境决定一切的道理，要做仓库里的老鼠，而不要做厕所里的老鼠。他做到了秦国的宰相，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遇事“阿顺苟合，严威酷刑”，但最终还是不行。进入权力系统以后，李斯说话做事并不能一手遮天，需要寻找同道中人，或者说寻找共同利益者，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甚至可以架空皇帝。而秦二世上位之后，就是怕李斯功高盖主，把他架空了，就让李斯做了替罪羊，最终把他杀掉，而且夷三族。

李斯的势力被连根拔起，最终落得一个天大的悲剧。本来替秦国卖命，而且有很大的功劳，却最终被杀掉，应了民间那句话，“伴君如伴虎。”李斯在临行前想与儿子再回到老家上蔡，一起牵着黄犬，出东门去追逐野兔。这种想法和陶渊明的想法类似，只不过他们之间隔了上百年，并不是那么容易沟通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可是李斯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就觉得一辈子高枕无忧，起码可以满足衣食所需，享受荣华富贵。可是权力系统并非安身之所，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在撕扯，尤其是皇帝，很容易忌惮那些功高盖主的人，也很容易对他们治罪。老子说：“功成身退，天之道。”李斯立了很大的功，就应该及时隐退，而不能继续在朝中做官，不然很可能换了皇帝，就要换一朝臣，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他没有隐退的心理，就很容易被皇帝忌惮，也很容易做了替罪羊。后代的乾隆皇帝死后，深得乾隆皇帝喜爱的大贪官和珅被嘉庆皇帝惩办，叫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珅贪污的银子居然是国库的六七倍，一方面说明由于乾隆好大喜功，胡乱花钱，最终造成国库亏空的结果；另一方面说明，和珅贪污的银子确实太多了。嘉庆不得不去惩办他，因为他完全懂得乾隆的心思，甚至有时候都有可能胁迫嘉庆皇帝。皇权只能让皇帝一人掌握，不允许旁落，尤其不允许权臣掌控。不然皇帝就成了傀儡，而权臣就成了曹操那样的人，“挟天子以令诸侯。”

李斯就是当时秦国的权臣，实行严刑酷法，没有丝毫缓和的余地，最终造成了人民的反抗。其实商鞅立法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苦果，而当商鞅犯罪的时候，逃到很多地方，被自己树立了新法约束，并不能住宿，因为只要收留他的旅馆主人，就要和他犯一样的罪；他也不能吃早饭，因为只要施舍给他饭的人，会和他犯一样的罪，最终他只能自首。商鞅被车裂，李斯并没有吸收教训，而是仍然实行商鞅的新法，也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最终被自己推行的新法束缚，当然也就被杀掉了。不管是商鞅还是李斯，都是皇权下的工具，或者说是被皇权利用的工具，帮助皇帝治理天下，却并不能居功自傲。一旦他们推行的新法出现问题，皇帝就要拿他们是问，而皇帝永远是正确的，并没有任何错误，也不会承担任何错误。他们似乎成了皇帝手中的跳梁小丑，能办成大事，功劳就是皇帝的；办不成大事，责任就是他们的。皇帝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当然逃脱不了。那么做官就是如此，很有可能被上级利用，被皇帝利用，却只能甘心被利用，甘心做奴仆。甚至官员之间沆瀣一气，早就结成了巩固的利益联盟，一旦出现上级查办的官员，这个官员就很可能把所有的罪责揽到自己身上，其他的官员会照顾他的妻儿老小，会尽量疏通关系，让他的罪责少一些。有了这样的利益联盟，就有了贪腐的窝案和串案。

古代书生都讲究追求功名利禄，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才学卖给帝王家，要替皇帝分忧解难。说得冠冕堂皇一些，就是要修齐治平。可是他们能耐再大，也大不过皇帝的权力。他们要依附于权力，推行自己的思想和学说，连同孔子都这样干，就更别提后代的诸多弟子了。可是他们依附于权力系统之后，自己的学说和思想就被权力系统改造了，要改造成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有利于权力系统利益的学说和思想，推行天下，看似他们成了某种学说或思想的宗师，实际上他们的思想已经被改变了。几乎绝大多数的书生都喜欢这种改变，而且主动要求被改变。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书生不愿意被改变，不想参与权力系统的运作，因为他们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就像陶渊明一样，辞官归隐，躬耕田园，只求心安理得，不做官场那些黑暗的事，不拼命搜刮民间财富，也不逼良为娼。早知如此，就没必要到广场转一圈再回来，没必要功成身退。李斯倘若知道自己的结局，肯定不会去做秦国的宰相，而只是在上蔡这个地方，和儿子牵着黄犬去追兔子，感觉很快乐。人生就是如此，要寻找快乐，而功名利禄只是过眼云烟。人生短短几十年，只有体验是自己的，其他的都不是自己的。黄粱一梦中的书生枕着道士给他的枕头睡了一觉，经历了科举高中、满门抄斩的梦境，似乎经历了一生的时光，现实生活中才过了一小会儿。黄粱饭还没煮熟，他就醒了。他知道人生应该怎样度过了，就跟着道士去修道了，不再汲汲于功名富贵。

李斯临死时的愿望平淡无奇，但说出了他自己的心声，似乎看透了人生。人生的功过与荣辱，在他临死前都已经消散，唯有和儿子牵着黄犬去逐狡兔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也让他神往，似乎这也是陶渊明的心思。知识分子进入权力系统，成为权力系统内部的高官，必然要依附于权力系统，甚至被权力反噬。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剧，这是人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