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走赵本山毁掉春晚、李咏死后躲美国的哈文，如今结果怪不了别人

### 春晚的“轻娱乐”转型：观众期待与创作导向的碰撞

除夕夜的央视春晚曾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其中语言类小品更是“刚需”——北方观众守着赵本山的东北幽默笑到捧腹，南方观众也为宋丹丹的鲜活角色买单，那时的春晚是“全家乐”的放松时刻。但近年不少人发现，春晚的小品越来越难“戳中笑点”：前几分钟尴尬到脚趾抠地，中间突然强行煽情，结尾还要加一段“大道理”，仿佛除夕夜不是来寻开心，而是来“上思政课”。

这种变化并非凭空而来。2012年起，春晚总导演的调整带来了明确的创作转向：语言类节目从以往的十余档压缩至九档左右，更多时长留给了歌舞、视觉秀等形式；同时提出“去低俗、重教育、强价值”的导向，要求小品必须以“正能量”收尾，避免“无意义的搞笑”。

这一调整直接引发了观众与创作者的理念碰撞。曾被视为春晚“定海神针”的赵本山，其作品以接地气的包袱、小人物的悲欢为核心，几乎没有直白的说教——观众在笑声里能感受到生活的温度，却不符合“强教育”的要求。据公开信息，赵本山团队当年提交的多个剧本因“缺乏正向引导”被驳回，最终双方因理念分歧未能达成一致，赵本山以“身体原因”淡出春晚舞台。

观众的感受也随之分化：部分人认可春晚传递正向价值的尝试，认为“小品不能只逗乐，也要有意义”；但更多普通观众觉得，小品的本质是“娱乐大众”，说教味过重会冲淡轻松感——毕竟除夕是团圆放松的时刻，没人愿意在欢声笑语里被“上课”。这一变化也反映在收视数据上，2012年后春晚的关注度确实有所下滑，不少人感叹“春晚越来越像‘任务式节目’，而不是‘合家欢’”。

哈文卸任后，春晚仍延续了价值导向的创作方向，而她本人后来的生活状态也引发过讨论。但客观来看，春晚的转型是多元因素作用的结果：既有时代对内容导向的要求，也有观众审美从“单一搞笑”到“多元表达”的变化，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个人的“功过”。

如今越来越多观众开始思考：春晚如何在传递正向价值的同时，找回“接地气、有人情味”的特质？语言类节目能否既“笑中有泪”，又不生硬说教？或许答案藏在“平衡”里——既不迎合低俗，也不脱离大众，让春晚重新成为除夕夜里“值得期待的温暖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