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杜罗夫妇在纽约法院受审拒不认罪，孙玉良：这场法律战刚刚开始

文｜孙玉良

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向来不缺大人物，但这一次，空气明显不一样。被带进法庭的不是跨国诈骗犯，也不是金融巨鳄，而是一名仍在国际社会承认名单上的现任国家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站在那里，用西班牙语说出的第一句话，不是辩护，不是求情，而是直指根本：我是被绑架到这里的。这句话，比任何律师陈词都更刺耳。

在美国司法叙事里，一切都可以被包装成“依法行事”。可当一名外国元首，被军队从首都强行带走，再被押进美国法院，所有熟悉的程序词汇突然变得站不住脚。逮捕令，起诉书，听证会，这些看似严密的制度外壳，遮不住一个简单的事实：这是一场越境强制控制。

马杜罗显然明白这一点。他拒绝认罪，也拒绝配合那套既定叙事。他反复强调自己仍然是委内瑞拉总统，这不是情绪宣泄，而是对身份的法律确认。在国际法意义上，这个身份并不会因为美军的突袭而自动失效。可美国不在乎。

庭审现场的细节被外媒反复描绘。戴着耳机，通过翻译交流，偶尔低头查看起诉书，不时在纸上记下什么。这些动作看似普通，却让整个场面显得格外荒诞。一个国家的总统，在另一个国家的法庭里记笔记，询问能否保留自己的手写内容。这不像司法，更像战利品清点。尤其是那句“我可以带走我的笔记吗”，让人听了五味杂陈。

马杜罗的妻子同样当庭否认所有指控，额头上的创可贴则成了最直观的证据。她的律师明确表示，这是在美军突袭中受的伤。这一细节，比任何控辩攻防都更具象。因为它提醒所有人，这场所谓的司法行动，是从军事打击开始的。法庭里讲法律，法庭外却是炮火的余温。

美国检方试图把这一切描述成一次执法合作，一次打击“毒品恐怖主义”的跨国行动。可问题在于，美国并不是通过引渡程序带走马杜罗的，而是用特种部队。这不是程序瑕疵，而是性质问题。司法从一开始就站在了武力之后。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内反对声音迅速浮出水面。民主党议员公开质疑行动合法性，抗议者在法院外高喊释放马杜罗。连一向谨慎的主流媒体，都不得不承认，这次行动未经国会授权，踩在宪法灰区。美国一直自诩为规则的制定者，但这一次，规则被当成了可选项。

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则把这场戏推向更大的舞台。多国代表的发言几乎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如果现任国家元首可以被这样带走，那么国际秩序还剩下什么。俄罗斯的表态直白，南非的措辞更是毫不掩饰对丛林法则回归的担忧。拉美国家的焦虑尤为真实。因为他们最清楚，美国的“例外行动”从来不会只发生一次。

从这个角度看，马杜罗在法庭上的强硬姿态，并不只是个人选择。他是在把案件重新拉回政治与国际法的坐标系里，而不是被限定在检方准备好的罪名框架中。他拒绝认罪，是在拒绝承认这套叙事的前提。而美国真正尴尬的地方在于，它需要这个审判显得合法，却无法解释最初的非法。

这也是为什么检方对马杜罗的笔记表现出异常的“通融”。不是出于人道，而是因为任何过度强硬的细节，都会被放大解读为政治迫害。美国要的是一个可控的法庭，而不是一场失控的象征事件。但象征已经无法被抹去。

一个仍然被部分国家承认为总统的人，在纽约说出“我是被绑架的”，这句话注定会被反复引用。它不一定能改变判决，却足以撕开美国长期精心维护的司法中立形象。因为再多的法律语言，也无法抹掉军机起飞的事实。

更何况，这场审判并没有终点。3月的再次出庭，只会让问题继续悬着。美国是想用时间消磨国际关注，但国际社会已经记住了这一幕。绑架式执法一旦被接受，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对象。法庭灯光很亮，但照不到加拉加斯的夜空。

马杜罗在纸上写下的那些笔记，外界无从得知内容。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不会只是法律条文。它们更像是这个时代的一份注脚，记录着当规则被力量取代时，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就不再属于法庭，而是属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