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威胁、被反水之后，我为什么还要在央媒做调查新闻？｜记者手记

威胁来得比结果更早。

一条关于网络直播赌博的调查视频发布后不久，评论区迅速被攻击性言论占据，私信中也出现明确的人身威胁。视频只有2分10秒，在短视频平台并不算讨巧的时长，却在短时间内引发大量关注。

这并非一次偶然的舆论事件。围绕这一选题，央媒记者阿松已经持续跟踪了800 多天。从直播画面取证、话术拆解，到资金路径核查、线索交叉验证，他陆续发布20多条调查视频，系统性揭示了一种长期潜藏在娱乐平台中的线上赌博模式。

随后，相关主播因“开设赌场罪”获刑，监管部门也在专项行动中明确将此类行为纳入整治范围。

在算法主导的传播环境中，调查报道是否还能成立？短视频，是否注定只能承载情绪而难以容纳事实？

作为一名非科班出身、从自媒体剪辑起步的记者，阿松的选择并不常见。他没有放弃调查，而是尝试用最流行、也最苛刻的传播形式，完成一场长期而克制的事实追踪。

以下，是他对这段经历的回溯：

我的记者生涯，开始于一次技术上的失误。

那时我在一家自媒体工作室负责剪辑。因为不熟悉专业音频处理，视频在甲方设备上无法正常播放。Deadline临近，我临时想了一个笨办法：把两部手机塞进办公桌抽屉里，一部播放视频，另一部负责录音，再将两条音轨重新合成导出。

抽屉里传出闷闷的音乐声，我几乎是屏着呼吸听完的，生怕录进去任何杂音。门外，老板不断催促。视频最终顺利交付，但那一刻的窘迫感和无力感，让我意识到一件事——在这里，我很难再学到真正专业的东西。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面对迷茫。

2013年，我从东北来到西南一所理工院校学习通信工程。公式、图表对我来说像另一种语言。为了毕业，我不断补考、重修，却始终处在成绩单的末尾。2017年毕业后，我两次尝试跨专业考研，想要转行做律师，但都以失败告终。

这条路走不通，我选择换轨。

凭借大学期间自学的一点剪辑技能，朋友介绍我来到北京，在一家房车自媒体工作室工作。拍摄、剪辑、布光几乎都是边做边学，设备老旧，操作生疏。那次抽屉录音的经历，成了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清楚地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只会停留在低水平重复。

2019年，一些公共事件的报道重新触动了我。我开始认真思考：能不能把这点并不成熟的技术，用在新闻报道上？

于是，我尝试敲开了央媒的大门。

在招聘平台投递大量简历后，我意外收到央媒旗下新媒体工作室的面试通知。凭借剪辑经验和临时突击的学习，我通过笔试和两轮面试，进入试用期。

试用期开始没多久，领导的一句话迅速浇灭了兴奋感：做不出爆款，自己走人。

这句话成了悬在头顶的压力。第二周，我跟随带教老师参与一起幼儿园相关事件的采访，这是我第一次独立联系采访对象。握着电话时，手心一直在出汗。我在笔记本上列了整整一页问题，几乎把能想到的细节都写了进去。

事后复盘时，带教老师提醒我：这类事实清晰的突发事件，核心问题往往只有三个——视频是否属实、事情经过如何、相关方如何回应。

那条新闻最终获得50多万播放量，是我此前从未达到过的数据。

一天，我在电梯里向领导简单汇报了这个结果。他沉默了一会，只说了三个字：还不够。

电梯门打开，他走了出去。

这句话让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什么才是够？

我意识到，单纯加班、堆数量，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找到方法，理解那些百万播放的视频究竟做对了什么。

我开始主动延长工作时间，把每日产出从一两条提高到四条。同时改变工作方式：不再只是消费内容，而是拆解内容。我会把热门视频逐帧拉进剪辑软件，分析情绪点出现的位置、开头三秒的画面和声音设计、信息推进的节奏。

我开始对比同一事件中不同媒体的标题和角度，思考哪些表达真正击中了用户。我也刻意把自己分成两个角色：一个是创作者，一个是耐心只有三秒的普通用户，不断反问——如果我是观众，为什么要停下来？

这种方法逐渐影响了我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从标题到配乐，从叙事顺序到信息密度，标准不再是我觉得，而是观众是否看得懂、看得完。

播放量开始趋于稳定，我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真正的转折，来自一条网友私信。

对方发来一段直播录屏，主播不断高喊“马上要爆了”“一张办卡换五万”。我进入直播间观察，发现大量观众刷着看不懂的暗语，气氛异常亢奋。连续几天蹲守后，我仍然无法理解其中的规则。

直到联系上爆料人，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披着抽奖外衣的线上赌场。观众用人民币下注，奖金通过转账结算。

为了固定证据，我开始双线调查：一边录屏新的直播内容，一边回看该主播过去半年的录像，确认其行为的持续性和系统性。同时通过第三方数据平台核实资金规模。结果显示，该直播间2020年的流水高达1.718亿元。

我将关键话术和下注画面剪辑成一条2分10秒的视频。对短视频来说，这个时长并不讨好算法。发布当天，我在微博热搜弹窗里看到了这条报道。

随后，威胁随之而来。评论区出现大量攻击性留言，私信里也收到了明确的人身威胁。我调整了个人信息的公开方式，也更谨慎地处理日常行踪。不安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时我也清楚，这意味着报道击中了要害。

在接下来的832天里，我根据不断出现的新线索，陆续发布20多条相关视频，逐步梳理出一种此前未被系统性揭露的直播赌博模式。

后来，首个被报道的主播因开设赌场罪获刑。次年，中央网信办在“清朗行动”中明确将此类直播形式纳入重点整治范围。

报道的影响，开始显现。

此后，我陆续参与多起调查报道。

在调查“霸凌式教育专家”赵菊英时，我发现其自称的海外专业背景无法核实，其个人经历也存在明显逻辑矛盾。我们逐项核查公开信息，最终提供了关键线索，推动了社会层面对伪专家现象的集中讨论。

多次调查也让我逐渐形成一条底线：可以对事件中的受害者保持同理，但不能对任何一方投入情绪立场。调查的目标始终是事实本身。

这一点，在早期那起线上赌场调查中尤为深刻。最初的爆料人并非出于公共动机，而是因个人损失心生报复。在调查推进过程中，他甚至将我的联系方式和采访录音出售给对方牟利。

主编当时提醒我：调查报道不能成为任何人私怨的工具。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如今，我也开始带实习生。我常提醒他们从观众视角倒推选题和表达：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是否能迅速理解？你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件事，还是一个现象？

我鼓励他们尝试贴近生活、但有一定风险的选题，比如诈骗问题。我通常只在关键节点提问：假设你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现在看得明白吗？

有人质疑短视频新闻是否过于浅表。我的经验是，载体并不决定深度。短视频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更快地把公众带到复杂问题的核心现场。前提是，对事实的挖掘不妥协。

今年是我做记者的第六年。媒体的职责，不是制造情绪，而是把被忽视的事实呈现出来。即便面对威胁和压力，我仍然希望继续做调查报道。

*应受访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

作者 | 江 畔

编辑 | 潘奕忻 胡颉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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